投资圣经——巴菲特的真实故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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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爱的还是商业--巴菲特的真实故事(19)

　　巴菲特开始注意廉价股票措施以外的东西。“我在努力获取商业洞察力，”他还补充说，他开始把股票看成是一种商业，在寻找价值的同时，就像所有的投资者所作的那样，他还把增长看成是价值的另一个方面。

　　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迈克尔·阿塞尔解释说：“对于巴菲特来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价钱只有1美元的购买中获取两美元的收益。巴菲特教导我们说‘在价值的计算过程中，增  
长一直是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重要性是很微妙的，它介于微不足道到不容忽视之间。’看一看可口可乐公司全球性的发展就知道了。伯克希尔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就买下了可乐公司，当时可乐公司的高盈率和收入所得仅仅是现在的一个零头。”

　　最后，巴菲特不仅对严格价值投资、强调一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感兴趣，同时还对一些基本原理和一个公司的增长前景、考虑公司的竞争能力感兴趣。

　　25岁时，巴菲特回到了奥马哈，他希望能在这个距离华尔街1 100英里的中西部城市，度过他以后的岁月。1956年春天，他在距他爷爷的巴菲特杂货店不远的丛林大街租了一所房子并居住下来。

　　1996年，在为促进内布拉斯加州的商业气候而举行的活动，巴菲特担任张贴海报的工作，他说：“我选择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是因为在这里有好多要做的事情。一方面，内布拉斯加州的适宜经济发展的气候，对于任何形式的商业来讲都创造了真正的经济意义。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内布拉斯加州还有许多著名的特点，比如说，干净的空气、很低的犯罪率、高质量的学校和以努力工作和勤勉为标准的中西部的工作道德。”

　　在巴菲特读完哥伦比亚大学后，几乎没有人鼓励他进入投资业。“我最尊敬的两个人是我的父亲和本·格雷厄姆。他们两个都说，这个时候不适合进入投资业，”巴菲特在1992年的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会议上这样回忆道。

　　在他家的卧室里开始他的投资事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许多年轻人声称他们要去卧室开始他们的事业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人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我初次见到他是在他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下班回到家里的时候，”威廉·奥康纳回忆说，他是前信托基金会在奥马哈的行政长官。奥康纳是在奥马哈投资俱乐部结识巴菲特的。“我邀请他去我们的投资俱乐部，就像我们中间大多数人一样，他的年龄大约有24岁，当谈到商业或金融时，他有那么渊博的知识，那么深的造诣，一点不像我们这些人。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第二年我们再一次邀请他去我们俱乐部。每一次他都玩一会儿赌注为一个便士的扑克牌游戏，他总是输掉一些钱。他总是说这有悖于他较好的判断力，但是，通常他会说，“我会要求摊牌的。”

　　奥康纳在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前身，原奥马哈大学上过巴菲特为期10周的投资课程。课间休息时，巴菲特会和学生们一起喝杯百事可乐，通过学习，学生们都掌握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

　　贡纳·合恩也是巴菲特的学生。他是一位荣获教学奖但薪金很低的教授新闻学的教师，他一生生活俭朴，把300万美元的遗产全部留给了慈善机构和朋友们。他因投资股票市场而赚了很多钱，但从未投资伯克希尔公司，因为伯克希尔公司不支付股份红利。

　　“巴菲特很少给人详细的建议，但是，他的话却让你深思。在复合构词法原理方面，他让学生们都打下牢固的基础，”奥康纳说。

　　奥康纳在1858年12月卖给巴菲特合伙公司一台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生产的打字机。“在他家我把机器组装起来。多年来我还卖给他一台办公室替换打字机，一台录音机。可能他用得最多的是我卖给他妻子苏珊的那台录音机，苏珊要用那台录音机和她帮助的六七十名黑人孩子保持通信联系。”

　　1958年下半年，奥康纳把他持有的价值大约1.6万美元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股票和其他一些数额小的股票都卖掉了，于1959年1月1日在巴菲特合伙公司投资了18 600美元。多年来，他一直不断增加他在巴菲特公司的股票持有量，偶尔为了家庭需求他会卖掉一部分股票。

　　“我的妻子琼对我判断力提出质疑，因为我在巴菲特公司投入了这么多钱，”但是，奥康纳告诉他的妻子说，如果她像他那样了解巴菲特的话，她就会理解他的。

　　奥康纳对巴菲特的信任得到了回报，他成功了。他现在是奥马哈众多的百万富翁中的一个。还有一件喜事——威廉和琼·奥康纳有10个孩子。“沃伦确实是个很单纯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年轻人，他使得事情非常的简洁明了，”奥康纳说。

　　“他确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技术方面的知识和他的幽默感是非常独特的。和他共事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很有趣的事……他的求知欲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他有着过目不忘的非凡的记忆力，他像照相机一般的精确的记忆力帮助他用一种有条理、有逻辑的方式去回想或是推测一些事情……

　　他有时也打网球和高尔夫球，但是，我认为他更愿意读书和打桥牌。”

　　这么多年过去了，巴菲特却没有什么变化。他还是喜欢读书、喜欢打桥牌。最重要的一点，尽管他知识方面的追求是很广泛的，但他最热爱的还是商业。

　　1956年，在巴菲特25岁的时候，他早已结婚成家，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个人的资金已从1950年的98 000美元上升到1956年的14万美元。“我认为这些钱足够我退休以后用的了……我们没有什么总体规划，”巴菲特告诉记者戴维斯说。在此之前，在他毕业后的第一年，巴菲特投资的资本净值上升了144%。当他用大约1万美元开始做生意时，他的起步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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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公司的成立和解散--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0)

　　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家里人经常找他征询投资方面的建议。于是，他在1956年成立了巴菲特合伙公司，他告诉他的股东们说“我将像经营自己的钱一样经营这个公司。我会承担相应的损失，也应获得我相应的利润。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是怎样经营的。”


　　巴菲特管理这个合伙公司，而其他成员都是有限股东，他们不做出任何决策。在公司的收益报告归档之前，巴菲特的投资者没有人会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

　　他从他的朋友们和亲戚们那儿共筹集了105 100美元创建他的合伙公司。除了经常到城里游说别人，主要是医生，加入他的合伙公司外，巴菲特记录下来的只有几笔很小的花费。收取租金是正当的。巴菲特非常珍视他那低成本的经营习惯。

　　他在离他楼上卧室不远的由玻璃所围起的走道里经营他的合伙公司。如果说曾经有人居住在店铺的上面——确切地说应该是店铺的里面的话——巴菲特在开始其资金管理方面无人可敌的事业时，就是住在那里的。

　　1956年的一个夏日，本·格雷厄姆的朋友，佛蒙特州诺威奇大学的校长，物理学教授荷马·道奇听说了这位有巨大成就的青年人后，在驾独木舟旅行回来后，来到了奥马哈。道奇找到了巴菲特，从而成为了巴菲特合伙公司第一个来自于圈外的合伙人。

　　巴菲特穿着袜子打开了门，并邀请道奇进来随便聊聊。道奇把12万美元交给了巴菲特，让巴菲特帮助他的家庭进行投资。

　　巴菲特在接受《财富》杂志的采访时说，“荷马告诉我说，‘我想让你来管理我的钱。’我说‘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和我的家人一起搞了个合伙公司。’他说‘好吧，我也想和你搞一个合伙公司。’这样，我和荷马，他的妻子，孩子们还有他的孙子们也成立了一个合伙公司”。

　　道奇在巴菲特合伙公司里为他的家庭进行了投资，当他于1983年去世时，他所投资的金钱数已经增加到了几千万美元。

　　道奇的儿子诺顿是马里兰大学社会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他曾捐助了4万美元。《福布斯》杂志说，诺顿·道奇决定用他的财富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在他经常去前苏联旅行的途中，道奇得知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因为没有赞美共产主义国家的光荣而无法使他们的作品展出时，道奇卖掉了一些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并用卖股票的钱买下他们的作品，并对它们进行大肆宣传，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后来，道奇把价值2 000万美元的艺术品捐赠给了鲁特格斯大学。他曾经说过这些艺术品将被称作是“巴菲特收藏品。”

　　道奇说过，“我父亲一眼就看出，沃伦在金融分析方面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是他没有看到的。”

　　老道奇见到的是世界上最具天赋的艺术家，他酷爱投资过程并掌握了所有的投资技巧。《财富》杂志上的同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伯克希尔公司的副主席查尔斯·芒格的话，“巴菲特的大脑是一台超级推理机器。因为他发音清晰、表达力强，你可以看到那个大脑在运转。”

　　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中期这段时间，一个叫做劳伦斯·特奇，后来成为洛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席的年轻人，给巴菲特寄来一张30万美元的支票，还附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把我算作你的合伙人。”

　　特奇作为一个投资者绝不是一个懒惰，缺乏雄心或能力的人，他后来把巴菲特描述成一位“当代最伟大的投资者。”迈克尔·阿塞尔补充说，“那种说法太含蓄了。随着伯克希尔公司财富网以幂的方式不断扩张，沃伦·巴菲特将会被看做是自由社会知名的、经济价值方面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特奇后来告诉《福布斯》杂志的记者说，他卖掉了他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以避免作为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投资者，因为他们两个可能都对同一种股票感兴趣而受到批评。

　　在巴菲特合伙公司创业早期，一些投资者和巴菲特一起在雇佣契约上签字，但其他一些投资者则不这么做。约翰·瑞恩写道：“当我第一次见到巴菲特时，我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当时我想为我的钱找一个好的投资方向。在合伙公司创业的最早期，他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得在离卧室不远处的过道里操作公司的业务——没有秘书、没有计算器。当我发现股票的经营状况不为人所知时，我决定不在雇佣契约上签字。”

　　到1961年，31岁的巴菲特已是一位百万富翁了。但是，当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31岁时，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了。喜剧演员杰伊·利诺在谈到盖茨时说：“这个人是如此的成功，他的私人司机是罗斯·皮若特。”

　　1965年，巴菲特通过他自己的合伙公司，获取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多数股权，那是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市一家拥有大约1400万美元资产的纺织厂。

　　1969年，巴菲特认为，他不会再发现真正的价值，即以大大低于其内在价值的价钱廉价购买一家公司或部分公司，他决定解散经营得非常成功的合伙公司。

　　巴菲特合伙公司已拥有1亿美元的资产，在13年的经营中，平均年增长率为30%；巴菲特的个人资产大约有2000万美元。当时，年仅38岁巴菲特在给有限股东的信中写道：对于目前的情况，我有些跟不上形势了。当游戏不再按照你的方式进行时，只有人类才会说新的方法是错误的，它肯定会使人们陷入麻烦之中，等等……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不放弃原来的方法，尽管这意味着在获取丰厚的，唾手可得的利润之前要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个我完全不理解的方法，对此，我没有成功地实践过，但是，它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量资产的损失。

　　他把合伙公司的资产分发给他的投资者们，把伯克希尔公司的股权也按比例分配下去。

　　在《金钱的主人》一书中，约翰·淳恩专门有描写巴菲特的一章。关于巴菲特合伙公司，他这样写道，“在他漫长经营过程中，从未有一年出现不景气的时候，即使在1957年、1962年、1966年和1969年严重的熊市状况下，也未出现过。这个业绩在现代投资组合管理上是非常卓越的，是别人无法超越的纪录。”

　　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后的第3年，股票市场经历了几十年中最糟糕的时期，即1973年—1974年的经济瘫痪。

　　猜想一下，谁会在1973年买进股票，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在1973年的春天和夏天，巴菲特以最低的价格购进了大量的媒体和广告公司的股票，包括价值1600万美元的《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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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泰格尔·伍兹当球童--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1)

　　时光荏苒，从50多年前为印第安队送水的巴菲特，接下来，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为泰格尔·伍兹捡球的球童。事情是这样的，2000年5月19日，当巴菲特和其他一些富豪及名人一起出席由投资者罗纳德·康罗伊在硅谷的家里举行的慈善拍卖会时，巴菲特借此机会大肆宣传总裁飞机公司，因为它为总裁飞机公司的用户和泰格尔·伍兹进行一场小型高尔夫球比赛，提供了去奥兰多市的来回旅程的班机。和泰格尔·伍兹的这场球赛将会带来65万美元的慈善资金。总裁飞机公司的主席瑞奇萨·图黎突然宣布说，他想请巴菲特掷界外球。“这不会多  
付给我一角钱的。”巴菲特说。

　　2001年3月12日，摆脱了办公室工作的巴菲特，在佛罗里达州伍兹家附近的爱尔沃斯乡村俱乐部里当起了捡球员。根据《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的报道，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巴菲特穿着球童的连衫裤工作服，裤子的后面还印着“伍兹”两个字，事实上，他并没有拖着泰格尔的高尔夫球杆绕着球场跑来跑去。“这算不上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巴菲特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高尔夫车里。”

　　在18号开球区域，世界上最伟大的高尔夫球手建议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赌一次。他们每人以四杆一球5美元的赌注下注。谁击球的次数越少，谁赢。

　　伍兹为巴菲特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泰格尔要跪着打球。“跪着的、隐藏的巨龙。”他把球放在球座上，跪下来用一种笨拙的姿势把球打到260码远的地方。巴菲特第一次击球打得非常漂亮，但在打第二杆球时出了麻烦，随后的事情对巴菲特来讲，是越变越糟。最后，泰格尔以一球6杆赢了那场赌注。

　　巴菲特说，在那一轮的比赛中，伍兹表演了电视广告中他最拿手的球技——他用高尔夫球球棒一次又一次地把球弹起，接着打进下面的各个球洞中。

　　巴菲特说，有一次他把球高高地抛向空中，待到球落到稍稍高于他的球棒的位置时，他大幅度地挥臂，把球击到250码远的地方。“他的技术真正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要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巴菲特说。

　　下面是由这次慈善活动的参加者之一汤姆·门多萨对那件事情的描述。

　　我们对当时的事情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整个高尔夫球场只对我们这些人开放，别人都被挡在了场外。泰格尔和沃伦两个人非常的友好。吃过午餐，沃伦又脱去西装，换上了那件后面写有“伍兹”字样的球童连衫裤工作服。

　　我们又回到了球场想胁迫泰格尔再打一场，但没有成功。有一次，他开玩笑似的，把球打到300多码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一位朋友所在的位置，当时，他朋友击球的方向正和泰格尔相反。这时一个男人从他家前院穿过街道向这边跑来，手里拿着一个叶式吹风机。这在球场引起了骚动原来，这人是泰格尔的好朋友马克·奥迈恩瑞。我们一起拍了很多张照片，有个人的，也有合影，然后，我们就离开了球场。

　　很难描述观看泰格尔打球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在打第二球道(标准杆为五杆)的时候，他在距离果岭255码远的地方。他用2号铁杆把球打到离果岭只有8英尺的地方。他从未有过在距果岭8英尺之外的地方轻轻一击把球打入洞的时候，但是，尽管一英寸在任何一个人看来都称不上是什么距离，但对泰格尔来说却是一种新的挑战。他共打了69杆，但在球场的记录却是59杆。那天，他用铁杆打了标准杆数为5杆的前两个球道，没有打出小鸟球。他是从第二球道开始打球的(中途插入)。他在10球道和11球道都打出了小鸟球，在12球道打出了老鹰球，接下来连续7个小鸟球。其中10个球道他都是以不足标准杆数的成绩完成的。

　　在打18洞的时候，泰格尔向沃伦·巴菲特(他当时没有打球)提出了挑战，他说，他可以用1/4的挥球幅度来赢得这个球(18球道是一个标准杆为4杆，距离果岭430码的坡状球道)。沃伦把球打到球道中央200码，泰格尔把高尔夫球杆只挥到膝盖处，就打出了240码。接下来，他用木杆把球打到果岭内，赢得了这个球。然后，他把高尔夫球放在球座上不停地上下颠着，突然，他用一只手挥动球杆，把球打到了250码以外的地方。

　　他的球技真是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不是一个凡胎肉体的常人所能做到的。

　　我们和沃伦·巴菲特一起乘飞机回去，他在奥马哈下了飞机。巴菲特具有很敏锐的洞察力，关于他有很多的轶闻趣事。其中，我最欣赏的是他对“对于一个执行总裁，你能给出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这和维持长久、美满的婚姻是同一个道理。我们都认为答案是诚实，忠诚或诸如此类的美好品质。但是，他却对我们所能给出的答案一直摇头说“不”。他说，答案是“把你的期望值降到很低。”他说，他的妻子总是说“沃伦，我很奇怪……”

　　坦白地说，他是所有我见过的人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我相信同行的其他人一定也有同感。

　　在短短的电子邮件中，我不能充分、详尽地描述当天发生的事情，但是，那件事情确实太“酷”了。

　　“人们总是说我拥有我所赚的每一分钱，现在情况依然如此，”巴菲特说。“最近两周，我惟一损失的钱，就是和泰格尔·伍兹打赌输掉的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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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个价值49美分的账簿--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2)

　　100美元的投资以及从伍尔沃斯连锁店买的一个价值49美分的账簿——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2)

　　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巴菲特合伙公司开张的那段日子，也就是神话般、令人难以置信的20世纪50年代。在那时要想和巴菲特面对面地谈话，“你得从他家后门进去，穿过厨房、客厅然后来到楼上巴菲特的卧室里，”《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在这里引用了巴菲特的一  
个合伙人在1986年5月5日讲的故事。“如果你容易被一个人的外表和形象深深打动的话，显然沃伦不是你所欣赏的那种人。”

　　在公司经营期间——从1956年—1969年——每年的利润率达到了30%，在缴纳酬金前，公司的运营资金从1万美元增长到3万美元。

　　在巴菲特合伙公司开张的时候，巴菲特已经结婚四年了，并生有两个孩子。他刚刚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了两年。巴菲特强烈呼吁人们，学习拓荒者身上那种创新精神和代表农业利益的美国中西部地区那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他离开了华尔街，永远在奥马哈这片他非常热爱的土地上施展他的才华。

　　有一次，当巴菲特在国会为萨洛蒙丑闻案作证时，美国代表皮特·霍格兰德把他介绍给房屋能源及财政小组委员会，皮特说有机会为人们介绍美国最杰出、最能鼓舞人心的公民之一而深感荣幸。

　　霍格兰德把巴菲特的成功归因于“奥马哈这片哺育他的土地，奥马哈人把诚实、正直、教养、名誉的老式的价值观念慢慢地灌输给他。”

　　首先，奥马哈是一个小城镇，在这里经济活动几乎主宰了所有的一切。这里有一些像奥马哈共同基金会、联合太平洋公司、美国康纳格瑞公司、世界保险公司、坎贝尔汤业公司、克瑞顿大学、一家大型卫生保健所、还有附近一家战略空军(SAC)总部等实体企业。

　　巴菲特出生于奥马哈一个富裕的家庭，他聪明的天资加上奥马哈这片肥沃的资本主义经济土壤，使得巴菲特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成立了巴菲特合伙公司。

　　1956年5月1日，当他的合伙公司成立时，巴菲特只有25岁，他的公司也只有7个合伙人——4个家庭成员、3个好朋友——他们投入了10.5万美元，但是，他们没有投票权，对于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发言权。

　　1956年5月5日傍晚，7个合伙人聚在一起，巴菲特发给每人一份叫做“基本规则程序”的简短文件，文件上面印有这样的文字：“我们公司的赢利或亏损将由一般经验来衡量。”

　　根据公司的经营档案，下列几个合伙人是1956年真正的彩票中奖者：

　　查尔斯·彼得斯 5 000美元( 朋友)

　　伊丽莎白·彼得斯 25 000美元 (查尔斯的母亲)

　　多丽丝·伍德 5 000美元 (姐姐)

　　丹尼尔·默耐恩 5 000美元 (律师朋友)

　　威廉·汤普森 25 000美元 (岳父)

　　爱丽斯·巴菲特 35 000美元 (姑姑)

　　杜鲁门·伍德 5 000美元 (姐夫)

　　(杜鲁门·伍德，奥马哈本地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结婚。他们于1965年离婚。伍德于1998年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去世。)

　　巴菲特说：“第一批投资者非常信任我。他们一直都对我充满信心。——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说服我婶婶卖掉股票，即使你拿着铁棍威胁她也没用。”

　　律师丹尼尔·默耐恩负责草拟所有和巴菲特合伙公司相关的文件。

　　合伙人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奥马哈市中心的奥马哈俱乐部举行的。

　　合伙企业中负无限责任的合伙人沃伦·巴菲特居住在丛林大街5202号，他在那儿租了一间房子，凑了100美元，所以，巴菲特合伙公司是以10.51万美元的注册资金开始运行的。“巴菲特对公司的第一次投资(不包括那100美元)是从伍尔沃斯连锁店里花了49美分买的一个账簿。”当时，还有一件奢侈品一台手动打字机。他愿意把自己更多的钱投入到成功的企业上去。作为经理，巴菲特收取赢利额的25%，而每个投资者年终储蓄存款账户上只有6%。对于年轻的巴菲特来讲，代理佣金实际上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我对自己合伙公司的经营理念来自于为本·格雷厄姆工作的经历。我从他的经营模式中得到一些启发。我只是对其中某些事情做了变动，但这个经营模式不是我最先想到的。这一点从未得到认可，”巴菲特说。

　　这些年芒格一直在巴菲特合伙公司中工作，他说这种经营方式使巴菲特变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有钱人。

　　在1956年，另外两个单一家庭有限合伙公司成立。到1957年1月1日，两家公司共有资产303 726美元。

　　罗伯特·海尔布隆是一名早期投资者，他曾从师于本·格雷厄姆并凭本身的资格成为了一名价值投资者。

　　为了寻求新的赚钱领域，巴菲特去拜访了其他一些投资者，有时还带着纳税申报单，并诱惑他们说：“难道你们不想也能缴纳这么多的税吗？”

　　桃乐茜·戴维斯是巴菲特的邻居，她非常富有。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她在1959年的一个晚上邀请巴菲特去她家，“‘我听说你在赚钱方面很有一套，’她说。巴菲特回忆说，‘她非常细致地就投资哲理问了我两个小时。但是，她的丈夫，戴维斯医生则一个字也没说。看起来甚至好像没有倾听我们的谈话。突然，戴维斯医生宣布说‘我们给你10万美元。’‘为什么?’我问，‘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查尔斯·芒格’”查尔斯·芒格是谁？那时巴菲特甚至还不认识他。两年之后戴维斯医生介绍他们两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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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合伙经营公司阶段--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3)

　　在合伙公司的早期经营阶段，巴菲特同奥马哈一位商人接洽并请求他投资1万美元。这个商人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想这么做，但是，他妻子告诉他说，他们拿不出1万美元。“我们可以借钱，”他说。“根本不可能，”他的妻子回答说。


　　今天这个商人的儿子哀叹说他的父母没有投资，从而错失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并补充说“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都在辛苦地工作来维持生计。”

　　查尔斯·海得尔是其早期的合伙人之一，今天，他是奥马哈市海得尔韦兹合伙公司中负无限责任的合伙人。海得尔说：“我告诉我的家人说。‘看呀！沃伦将时时刻刻为我们考虑如何用我们的钱进行投资。’”

　　另外一个投资者是佛瑞德·斯坦班克，他在哥伦比亚见到巴菲特后，便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斯坦班克因为拥有长期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福德赖恩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公司股票而闻名。

　　时光飞逝，原来的一些合伙人不断增加投资，另外一些合伙人进入到董事会中来。后来，其他一些合伙公司也加入到原来的合伙公司，到1961年年末，巴菲特把10个合伙公司联合起来并把原来的名字巴菲特联盟变更为巴菲特合伙公司。

　　1957年，巴菲特合伙公司创下了赢利31 615.97美元的纪录和10.4%的增长率。这可能听起来并不怎么令人激动。但是和那年暴跌8.4%的道琼斯工业指数相比，情况就相当不错了。

　　巴菲特，当他在1956年开始经营合伙公司的时候，只有10万美元的资产。但是到1959年，他的资产已经达到了40万美元。

　　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利润率总是高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涨幅，从没有亏损的时候。平均来说，从1957年—1962年间，尽管道琼斯工业指数每年增长8.3%，但是，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增长率确是在26%。

　　根据巴菲特的计算，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资产净值，即使在巴菲特家里经营的时候，已达到7 178 500美元！

　　1962年11月，一直在旋转玩具制造业和无烟煤生产方面进行投资的巴菲特合伙公司又开始购买伯克希尔—哈萨韦纺织制造厂的股票。股票的价格已经跌到蓝筹股的价格以下，连存在银行的现金也是如此。

　　巴菲特以7.6美元的价格购进他第一批股票，并按照7美元—8美元之间的价格不断地购进。到1966年，他从经济上已经控制了伯克希尔公司并成为了公司的一名董事。

　　从一开始，巴菲特就知道他的使命是让他的钱大幅度地、稳定地增加。1963年巴菲特给他的父母写了下面这封书信，并告诉他们说“金钱的增长带给他很多的快乐”。

　　“根据不太可靠的消息来源，最初伊莎贝拉为哥伦比亚签发的保险单，其航程的费用是3万美元……不包括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精神财富，必须要指出的是，如果擅自占地者权力流行起来的话，整个生意就不仅仅相当于另一个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了。据粗略的计算，按年增长率为4%的速度递增的话，3万美元的投资到1962年可达到2000亿美元。”

　　他还说：“曼哈顿研究印第安人的历史辩证者可能会从这些相似的数字中找到庇护。这些奇特的几何学上的等比级数说明了很久以前的生存价值，或是使你的财产以适当的速度增值的价值。”

　　在同一封信里，巴菲特还告诉他的父母说，他的办公室已经从他的卧室搬到了一个稍稍正规一点的办公室里。“虽然这可能让人觉得有点惊讶，但按部就班的工作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事实上，我不喜欢在信封的背面把每一件事都记录下来。”

　　1962年，巴菲特把他的合伙公司搬到了基威特大厦810号，到那时，足以耀人的是公司雇用了第一个雇员，比尔·斯科特。到1993年退休前，比尔·斯科特一直经营管理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业务。现在他仍然持有伯克希尔公司以及海外他自己的慈善机构的股份。

　　在1964年，巴菲特的合伙公司已平均投资98 430美元，在奥马哈排名第440位。假如那些投资还在的话，那98 430美元到今天已增长到1.12亿美元。

　　1965年，巴菲特告诉他的父母说，“如果我们的纪录高于市场平均值的话，那么不论盈利还是亏损，我们都认为是红火的一年。如果我们的业绩低于市场平均值的话，人们可以公开表示对我们的不满。”

　　到1969年，合营公司的资产已增长到1.0443亿美元。

　　从经营初期，公司的花费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从1963年—1969年间，房租从当初的3 947美元增长到5 823美元。应交纳的税款和债券认购书等费用也从900美元上升到994美元。“至少局势还没有完全失去控制，”巴菲特在1969年1月22日的企业备忘录这样写道。与此同时，1963年11月13日，尤恩·布拉德斯特里特的一份报告对这个刚刚起步的企业给予认可：“稳定的股票量，良好的运行状况。”

　　巴菲特合伙公司得到了信誉卓著这样一句话的描述：“由于这种商业行为的特点不是追求普通的商业信用，而是维持当地最高支付能力的纪录。”

　　至于公司的财务状况，据报道在1963年初，公司拥有价值94万美元的资产，“包括现金资源，有价证券以及所做的其他一些投资。公司的运行状况依然保持良好的势头。”当时合伙公司共有90多个有限责任合伙人。

　　在他1964年1月18日的信中，巴菲特报告说，当年公司是以1 745万美元的资金开始运行的。“苏茜和我在公司里有239万美元的投资。第一次，为了支付每个月的开支，我不得不抽出一部分资金，但是，你别无选择，否则就会让美国国税局失望。”

　　两年后他写道，“苏茜和我投资了685万美元，这让我连下午溜出去看场电影的机会都没有。”

　　那个时候，巴菲特总是谈论他公司的三大投资方向：1.股票——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然后长期持有。2.债券——买入未到期的债券，利用企业合并或重建等机会进行套利交易，3.企业控制权——拥有相当数量的股份，获取企业的控制权。

　　在此期间，巴菲特说：“我们喜欢良好的管理——我们喜欢体面的行业——我们喜欢在原有的静态的管理模式或是股东群体中有一定程度的‘动荡’。但是，我们需要有价值。”

　　1956年，对于迪姆皮斯特米尔制造公司，一家农用设备制造厂，是一项按照“一般性股票”购进的估值偏低的投资。巴菲特报告说，股票按照每股18美元的价格售出，附带有大约72美元的账面价值。

　　一位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认为，对于迪姆皮斯特米尔制造公司的所有行为都是按照这些原则进行：按照账面价格的四分之一收购那家公司，清算账面价格的实际剩余部分并用来进行投资，向没有举债经营的公司借钱以求进一步投资，接着形成自己的核心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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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股票投资收购公司--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4)

　　随后的5年里，巴菲特继续小量地购买股票，到1961年年中，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股份已占到全公司的70%以上。

　　事情进展得并不特别顺利，那时巴菲特邀请哈里·鲍特尔到他的合伙公司工作，后来哈里成了伯克希尔公司的一名投资者。鲍特尔现在有时仍然会突然出现，为巴菲特在经营上出谋划策。两年后那家后来被命名为比阿特丽斯第一公司的商业被卖出。


　　由于它是内布拉斯加州比阿特丽斯市最大的一家公司，比阿特丽斯市为巴菲特获取金融股提供资金帮助。

　　到1965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净资产——通过股东们的不断加入和它自身的增长——从10年前的10.5万美元增长到了2 600万美元。

　　巴菲特在春天举行了庆祝活动，另外租用了一间227平方英尺，相当于普通房间大小的地方作为公司的总部。

　　“1965年，我们在针对贫穷的战斗上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年底我们的收益比预计多了1230万美元，”巴菲特在1966年1月20日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那一年(1965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14.2%，巴菲特的合伙公司的业务已进入到国际市场。我们的收益率高达47.2%！巴菲特在开始的时候就说，“民主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在投资决策方面却是个例外。”

　　尽管巴菲特告诉过他的合伙人说，他的目标是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10个百分点，事实上，超过了将近20个百分点。从1957年—1965年，一般地说，道琼斯工业指数每年的上升幅度为11.4%。但是，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年投资回报率却保持在29.8%。不仅实现了预定目标，并且超过了预定目标。

　　“现在我感觉到，数量的增加使我们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说。他几乎每一年都这么说，这句话他说了30多年了。但是，巴菲特合伙公司的平均年资金回收率仍维持在20%以上，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下降。

　　1962年，当伯克希尔的股价在营运资本方面只有16美元一股的时候，巴菲特合伙公司就开始以每股不到8美元的价格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

　　关于伯克希尔股票，巴菲特在1966年1月20日写道：

　　1962年，我们以每股7.6美元的价格开始购买伯克希尔股票，这个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些纺织厂在关闭期间由于实行优先管理政策，再加上纺织业内部条件的变化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使得有些纺织厂陷入瘫痪(旧的管理模式一直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可)。战后时期，公司的经营状况下跌很快，在1948年跌落到最低点，税前收入为295万美元，雇佣了11000名工人，这反映出了当时11家纺织厂的总产量。

　　1965年春天，我们获得公司控制权的时候，伯克希尔公司只剩下两家纺织厂，大约2300名员工。我们惊喜地发现，所剩的这两家工厂都有非常优秀的管理人员。我们根本不需要从外面聘用管理人员。关于我们开始的每股7.6美元的购置成本(实际成本尽管为14.86美元，在1965年早期算得上是一笔很大的买卖)，1965年12月31日仅净营运资本方面(不包括工厂及设备在内)就达到了每股19美元。

　　拥有伯克希尔公司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毫无疑问，纺织业的经营状态是决定商业赚钱能力大小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让肯·蔡斯用一流的方式来经营这个纺织厂，同时我们还将让几位最好的销售员各自负责有关产品的销售。

　　尽管伯克希尔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很难做到像施乐复印机、好孩子照相机或国立录像机一样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但是，它是一笔相当不错的财产，就像我那位来自西海岸的(巴菲特还邀请了一位来自东海岸的哲学家)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吃奶油干酪的同时，吃点以麦片为主的特种饮食也是不错的。”

　　1966年7月12日的一封信中，巴菲特报告说，他的合伙公司花了大约500万美元已经买下了赫哲蔡尔德以及柯恩公司的全部股份，巴菲特合伙公司现在有两位持有公司10%股份的股东，柯恩公司是巴尔的摩市一家私营百货连锁店。

　　巴菲特合伙公司买下了迪佛斯菲尔德零售公司，以及迪佛斯菲尔德已经买进的赫哲蔡尔德公司80%的股份。这种联号经营由于一直不太景气，终于于1969年12月1日，以同样的价钱卖给超级市场总店。

　　1966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继续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功，在1967年1月25日的信中，巴菲特写道：“到1966年公司已经运行了10年了。这种庆贺活动是无可厚非的——相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我们公司的经营业绩已创下了空前的纪录(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公司的利润率上升了20.4%，与此同时，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5.6%。”

　　他在1968年1月24日的信中写道：“按照大多数的标准，1967年都算的是上生意红火的一年。和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19%相比，我们总的业绩上升了35.9%，所以说，超过了我们以前所定的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10个百分点的目标。我们总的赢利为1 938万美元，即使在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下，我们的赢利额也能买下很多家百事可乐公司。但是，由于适销证券市场上一些有悠久经营历史的大型公司的出售，我们还是赚到了2738万美元的须纳税的收入，这和公司1967年的经营业绩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在4月15日的股东联会上给个人一种积极参与的感觉。”

　　当他报告说，通过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两个控股公司，迪佛斯菲尔德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公司，又购进了另外两个公司，即：后来被称作联合零售商店的联合棉花商店和国民保险公司及其附属的国家消防和海运公司时也有此感觉。

　　联合棉花商店被迪佛斯菲尔德零售公司购买，国民保险公司及其附属的国家消防和海运公司被伯克希尔公司购买。

　　“所有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在1968年1月1日，向巴菲特合伙公司投资1500万美元，所以，在办公时间我们会更加忙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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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崩盘前解散合伙公司--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5)

　　在他1968年7月11日的信中，很显然巴菲特非常担忧股票市场因投机而造成崩盘：

　　根据当时的情况，预测整个商业或是股票市场的发展趋势是很容易的。但是，在证券市场上和商界普遍存在着多种愈演愈烈的商业行为，尽管没有短期的预测价值，但是，我担忧这些行为可能存在的长期后果。


　　在风行一时的一连串的股票促销活动中，那些参与者(不论是作为发起人还是高级雇员，职业顾问，股票投机者等)都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

　　从1957年—1968年，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综合平均年增长率为9.1%，而巴菲特的合伙公司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1.6%。巴菲特这样写道：

　　过去我对于投资管理业中存在的严重的萎靡不振的现象是深恶痛绝的，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出现在各个领域，并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一位负责资产总计达100多万美元共有基金的投资管理者，在1968年开办一种新型咨询服务项目时说：

　　国内经济以及国际经济的复杂性使得资金的管理成了一项全职工作。一个好的资金管理者不能按照每星期或每天的股票行情对有价证券进行研究。对于有价证券的研究必须是按分钟来进行的。

　　“哇!”巴菲特写道，“这种废话让我在主张购买一家百事可乐公司时感到内疚。”

　　在1969年1月22日，他这样写道：

　　有时候我父母仍这样评论我，“伯克希尔股票大约上升了4个百分点——很不错！”或是“怎么回事？上个星期下降了3个百分点？”市场价格和对我们这种多数股权的评价是不相关的。在1967年末，我们对于伯克希尔-拾撒韦股票的估价在25美元而市场价为20美元，1968年末，我们的估价是31美元而市场价为37美元。不论市场价是15美元还是50美元，我们的经营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你付出的是价格，而你得到的是价值。)在有限投资方面我们是赢利还是亏损和我们商业的经营情况有关——我们不想通过在证券市场上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赚钱。

　　1969年5月29日，他写道“大约在18个月以前，我就给你写了一封信，告诉你们说不论是环境因素，还是个人因素都已发生了变化，我不得不修改我们未来的经营目标。”

　　他说，投资环境变得更加消极，更加让人感到沮丧，将来“我知道我不会用我一生的时间来追赶投资这只野兔，惟一让我慢下来的方式就是停止。”

　　当然，在今天这种不同的商业架构中，巴菲特为了取得最佳投资利润仍然忙于追赶这只投资野兔。

　　巴菲特于1969年解散了他的合伙公司，因为他已经厌倦了作为合伙公司的领导带给他的压力，他认为，人们对股票市场的估价过高，另外，加入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人也越来越多，按照政府的规定，以至于到了他将不得不把他的合伙公司注册为投资公司的这样一个规模。尤为重要的是，他不再需要用别人的钱来进行投资了。

　　根据收银机记录，从1957年—1969年底，巴菲特合伙公司年均综合收益率为29.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综合平均年收益率仅有7.4%。

　　巴菲特对合伙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算，并把每个股东投资伯克希尔公司股票应得的利润和按比例应得的利息分给每个人。他让他们选择，要么继续持有迪佛斯菲尔德零售公司或是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并按比例获取应得利润，要么卖掉手中的股票拿现金。同时，他还主动帮助他的投资者在债券方面进行投资。

　　他的老朋友比尔·瑞恩于1970年7月15日成立了红杉基金会，当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时，巴菲特甚至推荐作为资金经理的比尔来担任有限责任股东，红杉基金会经营的非常成功，很早以前它就开始投资股票，在其中的一些股票上，它和伯克希尔公司的投资方向相同，比如说，它们都投资弗雷迪麦克公司。红杉基金会大约有1/4的资金都用来购买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

　　拥有100名股东的巴菲特合伙公司终于在1969年年底解散，陷入长时期的混乱的股票市场终于导致了1973年—1974年的市场崩溃。可能巴菲特熟悉莎士比亚在《冬天的童话》这部戏中的一句台词：“退场，熊追上来了。”

　　巴菲特对投资环境及形势的告诫，以及他及时退出股票市场的时间都是通过严密计算而精挑细选的。

　　当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时，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已发行了983582股。巴菲特合伙公司就拥有其中的691441股。

　　伯克希尔公司的市场价格已经上升到1.5亿美元，巴菲特个人大约拥有250万美元的资产，其中大部分他悄悄地投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他对伯克希尔公司的兴趣，不论是管理方面还是金融方面，都在不断提高，伯克希尔公司在1969年收购了伊利诺斯州国家银行和伊利诺斯州罗克福德联合企业。

　　1970年8月1日，伯克希尔公司把它的商业总部搬到了基威特大厦的14层。

　　当时伯克希尔公司的经营内容主要有三大方面：纺织经营、由国家赔偿公司及附属国家消防及海运公司经营的保险业务、伊利诺斯州国家银行和联合企业。同时它还拥有《太阳报》有限公司、布莱克印刷公司和网间连接器保险公司70%的股份，但是，这些业务对于伯克希尔公司总的赢利并没有多大意义。伯克希尔公司在1969年买下一系列周刊的同时还买下了《奥马哈太阳报》，并于1981年，即《奥马哈太阳报》经营失败的前两年售出。

　　在1979年2月18日写给合伙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巴菲特对给他掌管业务自主权的合伙人表示了深深的谢意。

　　“我的经营行为从不为，像知晓结果后对我决策的批评、对于不合逻辑的结论的讨论或是谁对我的经营方式不信任想取而代之等事情所累。你们一直放手让我去做，没有在背后对我指手画脚，该出什么牌，如何抓牢牌，或是说些其他人做得多么多么好的风凉话。”

　　“对此我深表感谢，你们所得到的结果也充分反映了你们的态度和行为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事情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低估了你们对我的鼓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低估了人类所付出的最大努力和成功之间是相通的。”

　　“这里面包含着巴菲特在动机、管理方面的天赋以及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迈克尔·阿塞尔这样说道。

　　“但是，沃伦·巴菲特在投资方面的天赋更加为世人所瞩目。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1.金融。巴菲特知道从投资中获益是极为重要的，他能对资金进行有效投资，并且使得伯克希尔公司能最大限度的获利。

　　2.经济学。巴菲特对于经济前景的发展过程非常敏感，并按照从长远利益上对伯克希尔公司有利的原则进行投资。他能解读消费者的心理并感觉到哪种商业具有最大的竞争优势。他明白文明社会中人们不同层次的欲望。

　　3.管理和人际关系。巴菲特深为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和鼓励个人发展与最大限度地取得成绩在认知方面的重要性所感动。他非常谨慎地种植和培育人力资本和商业信誉的种子。

　　“把这些天赋结合起来集予一身的巴菲特与众不同，”阿塞尔继续说道，“他能多维角度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其方式就像爱因斯坦看待空间、时间和地心引力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研究人类精神及神经系统的深度一样。巴菲特天生的才华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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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经营状况--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6)

　　随着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解散，一个行为举止有些不同凡响的年轻人正计划着一些更伟大的事情。

　　但是，首先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两封信：

　　沃伦·巴菲特


　　丛林大街

　　奥马哈市内布拉斯加州

　　写给有限责任股东第二封信

　　1957年股票市场的综合分析

　　在去年写给有限责任股东的信中，我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总的市场水平的价格高于其内在价值，这种观点和蓝筹码证券有关，如果准确的话，这可能会造成所有股票，不论是估值偏低的还是估值偏高的股票，的价格大幅度地下跌。从任何一件事情看来，我认为5年以后，人们认为市场水平还会像现在一样便宜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即使是全面熊市，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不会对我们有期债券的市场价格造成严重的影响。

　　如果整个市场的资金收益率降到估值偏低的情形，我们的资金会专门用来发行一般性的股票，到那时还可能借钱来维持公司的运转。相反，如果市场价格大幅度上升，我们的政策就是减少一般性股票的发行，增加债券的投资组合。

　　所有上面的分析并不都是想说市场分析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我们应随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现那些估值过低的股票上。

　　在过去的一年中股票价格有中度下跌。我之所以强调“中度”这个词，是因为通过浏览报纸以及和那些股票经验不丰富的人的谈话中，往往会产生股价下跌很厉害这样的印象。实际上，在我看来股票价格的下跌和目前商业状况，公司总的赚钱能力的下跌相比要小的多。这就意味着公众对蓝筹股和总的经济前景依然是乐观自信的。我没有任何对商业或股票市场做出预测的意图，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想消除人们有关股票价格急剧下跌或整个市场陷入低谷的种种想法。我仍然认为，根据长期投资价值，总的市场价格将是偏高一些的。

　　1957年我们的经营行为

　　市场的下跌给价值低估的形势造就了很好的时机，所以，总的来说，和去年相比，我们的投资组合在价值低估的形势下相对于实业投资来讲是严重的。可能对于“实业投资”一词的解释是状况良好，“实业投资”就是一项依赖于具体公司的赢利行为，而不是像在价值低估的形势下股票价格方面总的提升。实业投资是通过销售行为、公司合并、停业清理、投标等形式产生的。不论是哪种情况，都存在着打乱原有的步骤，放弃已计划好的行为的风险，而不是经济前景恶化和股票价格的普遍下跌的风险。1956年年底，我们总的证券投资和实业投资之间的比率为70:30。现在的比率为85:15。

　　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在两种状况下都达到了参与公司决策的预期目标，一种状况是在各种各样的合伙公司的投资组合中已占到了10%—20%的股份，另一种占到了5%。这两种在大约3年—5年后，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具有风险最低，年平均收益率高的潜能。虽然不属于债券股票的分类，但是，它们几乎不依赖股票市场的总的运作。如果整个市场的价格大幅度上升的话，当然，我认为我们这部分的投资组合就会滞后于市场行为。

　　1957年的经营成果

　　1957年，成立于1956年的3家合伙公司比共同市场要好得多。那年年初，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是499，年底为435，损失64个百分点。如果一个人拥有道琼斯工业股票，那年，他将得到22个百分点的股息，把总的损失降到42个百分点或8.4%。损失几乎和投入到大多数投资基金的所得大致相等，据我所知，那一年在股票市场上投资的任何一家投资基金会都没有赢利。

　　1959年成立的3家合伙公司那年都有赢利显示，1956年年终，资本净值分别达到6.2%，7.8%，25%。很自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最后一家合伙公司有如此出众的成绩，尤其是在前两家合伙公司的股东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种业绩强调了短期经营中运气的重要性，尤其是关于什么时候把基金收回来。第3家合伙公司于1956年做了最后一笔投资，当时市场处于低谷，同时有好几种证券都特别吸引人。由于基金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第3家合伙公司买进了相当数量的证券，但是，对于另外两家成立较早的合伙公司来讲，由于他们早已在其他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他们只能购买相对较少数量的证券。

　　一般说来，所有的合伙公司都在同一种证券上进行了投资，并且投资量也大致相同。但是，特别是在初始阶段，人们在市场不同层次不同时间都能赚到钱，所以，表现在结果上的差异也很大，比起几年后可能出现的状况来，这种差异更加明显。这些年来，我一直对高于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10%的业绩而深感欣慰。所以，就那3家合伙公司来说，1957年是他们生意成功的一年，可能也是赢利高于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的一年。

　　两家合伙公司于1957年年中开始运行，当年的收支差额和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大致相同，从1957年两家合伙公司开办以来，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了大约12%。他们的投资组合以及整体的工作业绩在将来应更具有可比性。

　　结果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业绩高于1957年平均值是因为大多数股票都不景气这一事实。相对来讲，我们的业绩在熊市状况下可能比在牛市状况下要好得多，所以，我们从上面的结果中得出的这个推论应结合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种时候我们本应该做得相对更好一些。当共同市场有了实质性的上升时，我将非常满意地看到我们的业绩应跟得上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的上升。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投资组合在1957年年底所呈现的价值要比1956年年底好得多，这取决于市场普遍较低的价格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得到那些只有通过耐心等待才能得到的估值大大低于其内在价值的证券这一事实。在前面，我提到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多种合伙公司10%—20%的资产。同时我计划把它作为多种合伙公司10%—20%资产的等价物，但这事不能急于求成。很明显，在任何一个购置阶段，我们的主要兴趣是让股票无所为，或是宁愿让股票价格下跌而不是上升。所以，在任何特定时期，我们投资组合的合理比例可能还在“不赢利”阶段，这个政策，尽管需要耐心，但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最大限度的长期利润。

　　我一直试图把我认为可能有趣的各个方面包含进去，尽可能多地透露我们的投资理念。如果对与我们经营过程相关的任何一个阶段有疑问的话，我将非常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

　　1958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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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合伙公司的1960年--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7)

　　巴菲特在1961年的一封信中说：

　　1960年股票市场总的形势：

　　一年前，我曾根据1957年从583点上升到679点，即上升了16.4%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对有些不完善的市场形势做出了评论。尽管实际上所有的投资公司当年都有赢利，  
但其中不足10%的公司能够跟上或高于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道琼斯有效平均指数有轻微的下跌，下跌很大的是铁路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1960年，经济形势倒转过来了。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从679点下跌倒616点，下降了9.3%。算上拥有道琼斯工业股票所带来的股息，总损失为6.3%。另一方面，尤迪利特股票的平均指数显示良好的获利纪录，尽管现在不能得到所有的结果，我估计大约90%的投资公司要好于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大多数投资公司总的结果看起来都在上升5%和下跌5%之间。在纽约股票交易所，653只股票亏损，只有404只股票盈利。

　　1960年的经营结果：

　　我在管理合伙经营资金方面目标，仍是达到盈利率长期高于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的业绩纪录。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我相信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总是和最好的投资公司的盈利率不相上下，如果我们不能达到高于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的话，我们的合伙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存在。

　　但是，我已经指出，和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相比，我们可能达到的任何一个优秀的纪录都不要期望用相对稳定的业绩去证实，与此相反，假如达到这样优秀的业绩，这将是在股票市场价格稳定或是下跌的情况下，通过高于平均水平的经营业绩来完成的；在股票市场价格上涨的行情下，则是通过与平均水平持平的业绩或是甚至低于平均水平的业绩来完成的。我认为一年中我们下降了15%，而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降了30%，这与我们和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都上升了20%的时候相比，就算是业绩非常突出的一年。一段时间过后，生意有兴隆的时候也有衰退的时候，如果好的时候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坏的时候就非常沮丧是不会有所得的。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重要的是以低于标准杆数的成绩去打赢某个球道。在一个标准杆数为3杆的球道上，如果你的成绩是4杆的话，那么，你的成绩就不如在标准杆数为5杆的球道上你用5杆击球入洞的成绩。假设我们把标准杆数是3和标准杆数是5的两个成绩平均起来是不现实的。

　　我把我的人生观告诉大家，是因为今年我们有许多新的股东成员，我想确保他们能明白我的奋斗目标、达到这些目标的衡量标准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基于这一点，1960年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高于平均值的一年。和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5.3%的总损失率比起来，通过今年的运作我们七家合伙公司的盈利达到了22.8%。

　　在此应该再次强调的是这是合伙公司的最终结果。有限合伙人的最终结果将依据他们制定的合伙公司协议而定。

　　总的赢利或损失是可以以市场为根据计算出来的。考虑到增加投资或撤回投资的金额后，这样一个结果是基于年初对合伙公司资产的清算来实现的。当然，这不同于纳税结果的计算，因为纳税结果可以从成本上对证券进行估价，只有当证券真正售出后才能知道是赢利还是亏损。

　　虽然四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不足以让我们得出某种推论，但是，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在股票行情有所下跌或是静态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的经营结果会相对好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事实确实如此，这表明我们的投资组合相对于我们拥有“蓝筹股”的情况下可能要保守的多，尽管确实是不太符合常规。在蓝筹股急剧上涨的市场行情下，在赶上他们的业绩方面我们可能确实存在困难。

　　合伙公司的多样性

　　上面的图表显示我们的合伙公司在不断地壮大，和我们合伙公司群的平均值相比，还没有任何一家合伙公司的业绩一直高于或低于我们，虽然我们努力让所有的合伙公司在同一种股票上投资相同的数额，但是，每年的经营结果都存在着一些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把现有的合伙公司并入到一家大的合伙公司的方式来消除。这样的措施同时还会消除太多细节性的东西以及相当一部分费用。

　　坦白地说，在未来的几年，我有意沿这个方向发展。问题是各位合伙人对合伙公司的运行方式各有所偏爱。没有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预付款

　　好几位合伙人都曾问过是否能增加投资，虽然有此先例，但在经营过程中要想修正合伙公司的经营协议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当有限合伙人中不止一个家庭时更是如此。所以，在混合型的合伙公司中附加利息通常要等到年底才能拿到。

　　我们确实在每年的经营过程中接受预付款，和合伙公司的利息，利息率是6%。当时，按照合伙人对经营协议的修正，预付款加上利息被添加到合伙公司的资本金上，此后，预付款放入公司的损益表中。

　　桑伯恩地图公司

　　去年，有人提到占到我们净资产35%的一笔数额很大且不同寻常的一项投资，同时，人们还议论说，我希望这项投资包括在1960年度投资中。这种希望被物化了。可能你对这么大数目的投资历史感兴趣。

　　桑伯恩地图有限公司从事出版以及美国所有城市详细地图的不断修正工作。比如说，仅奥马哈的地图册就可能重达50磅，对每一处的建筑都做出了仔细而准确的说明。通过用糨糊粘住需要修改的地方对原地图进行修正，在涂过糨糊的地方标明新的建筑物的名称，业主的变换、新的消防设施的配置，建筑材料的变换，等等。这种变动几乎每年都要在地图上标出，当地图不能进一步通过用糨糊粘住需要修改的地方时，新的地图就要重新出版一次，地图每隔20年—30年就要更新一次。对于奥马哈的消费者来说，每年花在修正地图上的费用大约有100美元。

　　详细的信息表明街道下面总水管的直径，消防栓所在位置，屋顶的构成等，所有这些对火险公司至关重要。位于中央办公室的保险业的各个部门，可以通过遍及全国的代理人对企业进行价值的评定。其理论是“一幅照片顶得上一千句话”，这种价值的评定方法将决定风险是否得到正确的估价，这个地区大火灾发生的频率，合理的再保险程序等。尽管地图也出售给保险业以外的顾客，比如说像一些公用事业、抵押公司和评税权威人士，桑伯恩公司大部分的业务对象是大约30家保险公司。

　　75年来，桑伯恩公司一直以一种多少有些垄断的方式进行经营，每年实现的利润几乎全然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不需任何销售方面的努力就能达到。在公司的早期经营阶段，保险业担心桑伯恩公司如此高的利润，会使得许多保险公司的重要人物进入到桑伯恩公司的董事会，担当公司的监察人员。

　　20世纪50年代早期，保险业一种被称为“梳理”的竞争性方法对桑伯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地图业从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年平均50多万美元的税后利润，下降到1958年和1959年的不足10万美元。考虑到这个阶段经济向上偏压的特点，这种竞争性方法使得这家规模大，且具有稳定赚钱能力的大商业几乎全军覆没。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桑伯恩公司开始积累证券清单。这对商业来讲没有资金要求，所以，任何未分配的利润都可以被用于这个计划。一段时间之后大约投资了2 500万美元，一半投资于债券，另一半投资于股票。这样特别是在最近10年，在地图业经营不景气的时候，证券清单却赢利丰厚。

　　下面让我解释一下这两个因素间极端的分歧。1938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00～120之间的时候，桑伯恩公司的股票以每股110美元的价格售出。1958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50左右时，桑伯恩公司的股票的价格只有45美元。但是与此同时，桑伯恩公司的证券清单从每股20美元上升到每股65美元。实际上，这就意味着，1938年购买桑伯恩公司股票的人在商业和股票市场萧条低迷的状况下，为报纸业90美元一股的股票上添加了积极价值，在1958年强有力的经济气候下，对同一家报纸业股票的估价则是股价不足20美元股票，购者不愿意多付70美分，因为投资报业的证券清单参加合伙经营却没有任何收益。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不论是1938年还是1958年，桑伯恩公司拥有很多对于保险业来讲有实际存在价值的信息。再现这么多年来他们收集的详尽信息，将花费他们上千万美元。尽管保险公司实行了“梳理”政策，5亿多美元的火灾保险费由“制图”公司承担。但是，出售、包装桑伯恩公司的产品、信息的手段多年来一直未变，最后这种惯性从收益中体现出来。

　　证券清单经营得如此成功这件事情，在大多数董事的眼中对报纸业东山再起的必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桑伯恩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大约在250万美元，同时还拥有价值700万美元的可销售债券。来自证券清单的收益是丰富的，公司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保险公司对地图的价格感到非常满意，股东们依然在分红。但是，这些股息在8年的时间里削减了5次，尽管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找到任何适合削减员工工资和董事们以及委员会费用的建议纪录。

　　在我进入到董事会以前，14位董事中有9位是保险业中身居要职的人，在10.5万股已公开发行的股票中他们只拥有46股。尽管他们在一些大公司里都担任重要职位，公司还是建议用金融手段使他们至少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在这个群体中拥有股票最多的是10股。在几种情况下，与他们所拥有的投资组合相比，保险公司所拥有很少的股票数量仅仅是象征性的一点投资。在过去的10年中，在任何和桑伯恩股票相关的交易中，保险公司都是惟一的卖主。

　　第10位董事是公司的律师，他持有10股股票；第11位董事是一个银行家，他也拥有10股股票，他清楚地意识到公司所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地把问题指出来，后来他又购买了一些股票。接下来的两位董事是桑伯恩公司的高级职员，他们拥有大约300股股票，这两个高级职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他们意识到了公司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董事会只安排他们担任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最后一名董事是桑伯恩公司故去的总裁的儿子，总裁的遗孀拥有15 000股股票。

　　1958年后期，故去的那位总裁的儿子对公司的趋势感到不满意，要求担任公司的第一把手，在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书，公司准予了他的辞职。随后我们出价购买他母亲所拥有的股票，我们做成了这笔交易。当时另外还有两笔数量很大的股票，一笔大约有1万股，另一笔大约有8000股。这些人对当时的情况很不满意，非常希望撤出他们在报纸业的投资，我们也是如此。

　　最后，通过市场公开购买的方式，我们拥有的股票数量达到24000股，以三家为代表的总量上升到了46000股。我们希望能把这两种商业分开，实现有价证券的公平价值，努力工作以重新恢复报纸业的赚钱能力。看起来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利用桑伯恩公司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再加上利用电子技术把这个数据转换成顾客利用率最高的形式来增加地图的利润。

　　董事会中对于任何形式的变动，都会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尤其是当这种变动是由一个“局外人”发起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尽管公司的管理完全符合我们的计划，管理专家布斯、艾伦和汉密尔顿为我们推荐了一个类似的计划。为了避免代理人之间发生争论，以及由于桑伯恩公司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了蓝筹股而造成时间上的拖延，按照当时的价格，我们对蓝筹股并不看好，我们制定出这样一个计划，即所有想撤出的股东都按照公平的价格结清。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一计划的公正性表示赞同。桑伯恩公司大约70%的股票，其中涉及1 600名股东的半数，都按照公平价格转换成了有价证券组合。最后，报纸业只剩下125万美元的政府及市政公债作为准备金。公司潜在的100多万美元的资金收益税被免除。留给未走的股东们的资产名义价值也有所上升，每股股票的赢利额有大幅度提升，股息率也得到了提高。

　　有必要说一下，上面这个小小的情节剧对这项投资经营做出了非常简短的描述。但是，考虑到我们的有价证券运行情况以及在短时间内，比如说一年的时间，检验我们的运行结果的无效性，它却强调了保守秘密的必要性。这种“可操纵性局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基本的生意是买入估值偏低的债券，然后在估值偏低的行情被调整过来，再加上在“特殊情况”方面的投资，即利润的获得是依靠大家的努力而不是市场行为的情况下再把股票抛出去。在这个意义上，合伙公司的资金继续上升，在“可操纵性局面”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大约在一周之内，审计师将把你的财务决算以及税款信息寄出去。如果你对他们的报告或是我的信有任何问题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沃伦·巴菲特

　　1961年1月30日

　　1969年，当巴菲特结束他的合伙公司时，他把2500万美元的财产全部投资到一家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公司，这是一家他不甚熟悉的、且有些靠不住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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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1961年的信(下)--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8)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桑伯恩公司开始积累证券清单。这对商业来讲没有资金要求，所以，任何未分配的利润都可以被用于这个计划。一段时间之后大约投资了2 500万美元，一半投资于债券，另一半投资于股票。这样特别是在最近10年，在地图业经营不景气的时候，证券清单却赢利丰厚。

　　下面让我解释一下这两个因素间极端的分歧。1938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00～120  
之间的时候，桑伯恩公司的股票以每股110美元的价格售出。1958年，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50左右时，桑伯恩公司的股票的价格只有45美元。但是与此同时，桑伯恩公司的证券清单从每股20美元上升到每股65美元。实际上，这就意味着，1938年购买桑伯恩公司股票的人在商业和股票市场萧条低迷的状况下，为报纸业90美元一股的股票上添加了积极价值，在1958年强有力的经济气候下，对同一家报纸业股票的估价则是股价不足20美元股票，购者不愿意多付70美分，因为投资报业的证券清单参加合伙经营却没有任何收益。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不论是1938年还是1958年，桑伯恩公司拥有很多对于保险业来讲有实际存在价值的信息。再现这么多年来他们收集的详尽信息，将花费他们上千万美元。尽管保险公司实行了“梳理”政策，5亿多美元的火灾保险费由“制图”公司承担。但是，出售、包装桑伯恩公司的产品、信息的手段多年来一直未变，最后这种惯性从收益中体现出来。

　　证券清单经营得如此成功这件事情，在大多数董事的眼中对报纸业东山再起的必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桑伯恩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大约在250万美元，同时还拥有价值700万美元的可销售债券。来自证券清单的收益是丰富的，公司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保险公司对地图的价格感到非常满意，股东们依然在分红。但是，这些股息在8年的时间里削减了5次，尽管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找到任何适合削减员工工资和董事们以及委员会费用的建议纪录。

　　在我进入到董事会以前，14位董事中有9位是保险业中身居要职的人，在10.5万股已公开发行的股票中他们只拥有46股。尽管他们在一些大公司里都担任重要职位，公司还是建议用金融手段使他们至少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在这个群体中拥有股票最多的是10股。在几种情况下，与他们所拥有的投资组合相比，保险公司所拥有很少的股票数量仅仅是象征性的一点投资。在过去的10年中，在任何和桑伯恩股票相关的交易中，保险公司都是惟一的卖主。

　　第10位董事是公司的律师，他持有10股股票；第11位董事是一个银行家，他也拥有10股股票，他清楚地意识到公司所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地把问题指出来，后来他又购买了一些股票。接下来的两位董事是桑伯恩公司的高级职员，他们拥有大约300股股票，这两个高级职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他们意识到了公司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董事会只安排他们担任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最后一名董事是桑伯恩公司故去的总裁的儿子，总裁的遗孀拥有15 000股股票。

　　1958年后期，故去的那位总裁的儿子对公司的趋势感到不满意，要求担任公司的第一把手，在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书，公司准予了他的辞职。随后我们出价购买他母亲所拥有的股票，我们做成了这笔交易。当时另外还有两笔数量很大的股票，一笔大约有1万股，另一笔大约有8000股。这些人对当时的情况很不满意，非常希望撤出他们在报纸业的投资，我们也是如此。

　　最后，通过市场公开购买的方式，我们拥有的股票数量达到24000股，以三家为代表的总量上升到了46000股。我们希望能把这两种商业分开，实现有价证券的公平价值，努力工作以重新恢复报纸业的赚钱能力。看起来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利用桑伯恩公司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再加上利用电子技术把这个数据转换成顾客利用率最高的形式来增加地图的利润。

　　董事会中对于任何形式的变动，都会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尤其是当这种变动是由一个“局外人”发起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尽管公司的管理完全符合我们的计划，管理专家布斯、艾伦和汉密尔顿为我们推荐了一个类似的计划。为了避免代理人之间发生争论，以及由于桑伯恩公司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了蓝筹股而造成时间上的拖延，按照当时的价格，我们对蓝筹股并不看好，我们制定出这样一个计划，即所有想撤出的股东都按照公平的价格结清。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一计划的公正性表示赞同。桑伯恩公司大约70%的股票，其中涉及1 600名股东的半数，都按照公平价格转换成了有价证券组合。最后，报纸业只剩下125万美元的政府及市政公债作为准备金。公司潜在的100多万美元的资金收益税被免除。留给未走的股东们的资产名义价值也有所上升，每股股票的赢利额有大幅度提升，股息率也得到了提高。

　　有必要说一下，上面这个小小的情节剧对这项投资经营做出了非常简短的描述。但是，考虑到我们的有价证券运行情况以及在短时间内，比如说一年的时间，检验我们的运行结果的无效性，它却强调了保守秘密的必要性。这种“可操纵性局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基本的生意是买入估值偏低的债券，然后在估值偏低的行情被调整过来，再加上在“特殊情况”方面的投资，即利润的获得是依靠大家的努力而不是市场行为的情况下再把股票抛出去。在这个意义上，合伙公司的资金继续上升，在“可操纵性局面”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大约在一周之内，审计师将把你的财务决算以及税款信息寄出去。如果你对他们的报告或是我的信有任何问题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沃伦·巴菲特

　　1961年1月30日

　　1969年，当巴菲特结束他的合伙公司时，他把2500万美元的财产全部投资到一家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公司，这是一家他不甚熟悉的、且有些靠不住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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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早期投资者--巴菲特的真实故事(29)

　　发表在1998年8月16日《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的这段关于巴菲特早期投资者的故事是吉姆写的：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生活在奥马哈并且和巴菲特相识就相当于拿到了通往巨额财富  
的入场券。

　　要想在入场券上打孔，你至少需要5000美元进行投资。并且你必须对居住在一个小房子里，开着一辆大众小型汽车的一个大约二十几岁的投资者充满信心。

　　那些真正的投资者对此从未感到后悔。他们只需把他们的钱交给巴菲特去经营，看着钱不断增值而变得腰缠万贯。现在世界第二巨富的巴菲特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投资纪录之一。看一下下面这些数字。一位投资者在1957年交给巴菲特1万美元，到1970年巴菲特解散了他的合伙公司时，他的资产已上升到16万美元。

　　如果那位投资者把16万美元换成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到今天其股票的价值可能已经达到了2590万美元。因为从那时起，巴菲特一直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用做他的投资媒介。

　　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至少有16位奥马哈人和巴菲特一起投资于有限合伙公司，现在他们仍居住在奥马哈，还有一些人遍布于全国各地。有些人的财富已多到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支配的地步。

　　巴菲特的早期合伙人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把他们所有的钱都投资到伯克希尔公司，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把相当数目的钱投资到公司。即使在卖出一些股票及把一些股票分发给家人或慈善团体之后，巴菲特的这些合伙人中很多人的财富仍有1000万美元，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讲，其财产可能超过了1亿美元。

　　但是，至少是在奥马哈，巴菲特的合伙人中大多数仍居住在相对普通的房子里，开着普通的汽车，在他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城市超级富人的外在迹象。

　　比如说，利兰和桃乐茜·奥尔森仍居住在西部中学东南的一个简陋但舒适的只有一层的房子里。在过去的45年里，他们一直住在这里。

　　他们还曾向内布拉斯加大学医疗中心和其他慈善机构捐赠过上百万美元的款项。

　　利兰·奥尔森说，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和从前一样，就如同他从未曾和巴菲特一起投资过。“我还是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奥尔森，这位退休的产科医师说，“我不愿意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钱。”

　　奥尔森夫妇以及巴菲特的其他一些合伙人都默默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慈善基金。他们把它赠给大学、医院、教堂以及其他慈善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一些投资者，在他们去世后确实想给慈善机构留下丰厚的礼物。

　　其中一些慈善基金的数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巴菲特的早期合伙人，内布拉斯加州人唐纳德和米尔德里德·奥塞梅去世时留下了6500万美元的遗产后，这种趋势更趋明显。

　　他们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慈善机构。受惠者中包括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按照遗嘱，将得到米尔德里德·奥塞梅大约1000万美元的遗产。在大学的历史上这将是最大的一笔遗赠。

　　巴菲特说过，伯克希尔公司的投资者的遗赠将会比这大得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巴菲特家族中的百万富豪是奥马哈市中越来越多的超级巨富者之一，比如说，那些能为有钱人提出建议的金融专业人士。据估计，在奥马哈有120多个家庭和个人的资本净值不少于1亿美元。

　　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大大提高，这得益于投资奥马哈市一些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皮特基威特父子公司等业绩卓越的公司。

　　奥马哈市上百人都通过投资伯克希尔公司而成为巨富，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声称曾投资于巴菲特的早期合伙公司。那些早期投资者拥有从这位“投资奇才”的技术中获利的最佳机会，是因为他们和巴菲特一起投资的时间最长。在巴菲特合伙公司运营的前10年中，其总的利润为1156%，几乎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利润的10倍。

　　后来的投资者也很满意，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利润一直高于股票市场的平均值。

　　巴菲特的早期投资者中有很多是他的家人、朋友和熟人。其他人包括他在奥马哈大学任教时读夜校的学生，还有听说过有关巴菲特声誉后跟着投资的另外一些人。

　　当巴菲特在1970年解散他的合伙公司的时候，名单上共有99名合伙人，是法律所允许的最多人数限制，但是还有更多的合伙人，由于巴菲特把其中的一些投资者归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实体并隶属于99个有限合伙人。道格拉斯县的纪录包括合伙人的名单以及每年他们所拥有的合伙公司中的股票份额。

　　虽然有好几位合伙人拒绝接受采访，但是，名单中的10位合伙人接受了采访，并谈了一些记忆中有关巴菲特的往事，以及和巴菲特一起投资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的事情。

　　和巴菲特一起投资的奥马哈人迪克·霍兰这样说道：“我们非常幸运，事实也的确如此。”

　　67岁的巴菲特继续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长这一职务。他拥有伯克希尔公司价值333亿美元的股票。他廉价收购一些好的公司，然后继续以经营的方式使公司的财富不断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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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早期的合作者们--巴菲特的真实故事(30)

　　虽然巴菲特的工作繁忙以及少之又少的时间，减少了他们与他的联系，但是，他早期的一些投资者和巴菲特依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们对他的回忆大部分都停留在早期合作阶段，即开着小型大众汽车的那个人开始为了他们，也为了他自己成为富翁而奋斗的那个阶段。

　　◆丹·莫耐恩——1956年巴菲特第一家合伙公司的最初的7名投资者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采纳巴菲特的建议第一次大大赚了一笔。


　　巴菲特分析了奥马哈公司、美国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情况。奥马哈公司的管理者想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买断美国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股票，但是，巴菲特明白其价钱要高得多。他派他的朋友莫耐恩，一位奥马哈的律师，到内布拉斯加州。他的任务就是：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尽可能多的从普通股东手里购买股票。

　　莫耐恩在路上走了三天，沿途从小城镇银行家及农民手里收买股票，当美国国家火灾保险公司获悉他们的活动时，巴菲特和莫耐恩已经买到了公司10%的股份。他们后来把收购来的股票卖给一位纽约的投资者，获利10万美元，每人分得5万美元。

　　“那是我赚的第一笔钱，”莫耐恩说。

　　现在，已经70岁的莫耐恩住在奥马哈西部一家公寓大楼里，和巴菲特一起投资使得他55岁时退出他的律师生涯。他买下了一个农场和一家银行，离了婚的莫耐恩最后又卖掉了农场和银行，在加利福尼亚买了一家专门生产女性运动服的公司。

　　大约两年前，他卖掉了那个公司，为了能和他的孩子以及孙子住得近一些，他又搬回到奥马哈。

　　莫耐恩回忆起4岁时和巴菲特一起在奥马哈巴菲特爷爷的院子里挖蒲公英的情形。

　　莫耐恩后来在奥马哈巴菲特祖父的杂货店里工作，看着小沃伦慢慢长大，最后，他们成了少年时期的好朋友。

　　当巴菲特在1956年成立了他第一个投资合伙公司时，莫耐恩从他岳母那里借了5000美元，并把钱投到了巴菲特合伙公司。

　　他不断地加大投资金额。到1969年，他已经投入了384000美元，第二年当合伙公司解散后，莫耐恩说，他把他绝大多数的钱都买了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并要长期持有。

　　当一位造访者注意到这样的投资到今天可能增值到成百万的资产时，莫耐恩点头表示赞同。他说他正考虑在他去世后，他的财产如何分配的问题。

　　去年他把50万美元捐赠给克雷格顿大学，用于法律图书馆的扩建工程。

　　“不论按照谁的标准，我都有足够的钱捐赠出去。”

　　◆罗伯特·索纳——是一位退休的股票经纪人，每天下午索纳依然观察股票市场行情，查对伯可希尔公司股票的价格，然后从他楼上小房间里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谈论股票行情。索纳和他的儿子住在他在1961年购买的、一所靠近鼓鸣大街38号只有两层的砖结构的房子里。就是在这所房子里，他和他的妻子玛丽生养了7个孩子。玛丽于1980年去世。

　　今天，在送7个孩子进入私立学校及把钱捐赠给慈善机构和用于家庭花销后，索纳说，他仍然有价值数以百万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他说，他的财富使得他能够把大笔钱捐给慈善机构，但是却没有对生活中的其他方面造成多大的影响。

　　“我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他说。“我开着一辆1990年产的别克车。我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变化。”

　　74岁的索纳穿着高尔夫衬衫和短裤，一副放松的退休生活的样子。他和巴菲特的相识缘于未来的亿万富翁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为他父亲在奥马哈的公司出售股票。

　　几年之后，巴菲特为他自己的有限合伙公司征兵买马。一天，索纳从他任职的克鲁恩顿公司得到了一张1万美元的奖金支票。那天，巴菲特正好顺便拜访克鲁恩顿公司的办公室。

　　“我说，‘你看我从克鲁恩顿公司得到了什么，’”索纳回忆说。“他说，‘你打算用这些钱做什么？’”

　　索纳本来可以用这些钱还清抵押，但是，他决定把钱交给巴菲特进行投资。当他们一同在奥马哈大学教授投资这门课时，他就非常了解巴菲特的能力。

　　随着投资的开始增长，后来索纳在原来股票的投资上又追加了9 000美元。巴菲特在1970年解散他的合伙公司后，索纳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上还保留了一部分资金。“事业在蒸蒸日上。”他说。

　　他成立了索纳慈善基金会，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拟定应该把钱捐献给哪些慈善团体。索纳慈善基金会在1997年末拥有170万美元的资产。纳税申报单显示，仅去年一年基金会就为整个西部地区39家慈善机构捐赠了90600美元。

　　在90600美元的捐款中，其中39400美元捐给了奥马哈当地的慈善机构。接受者包括许多天主教教堂、学校和大学，还有医院和疾病研究基金会。

　　和巴菲特一起投资，索纳说，“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我的全家都产生了深远有益的影响。我的孙子们会用这些钱来支付他们的大学学费。”

　　◆霍兰夫妇——理查德和玛里琳·霍兰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莫耐恩，双方都认识的一个朋友，见到了巴菲特。

　　“他(巴菲特)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让我真正了解投资概念的人，”理查德·霍兰是奥马哈一位退休的广告主管人员，他这样说道。就像霍兰记得的那样，巴菲特这样解释他购买股票的方法，他认为应以低于股票真正价格一半的价钱购买股票。“最后，资产的名义价值就会上升，”霍兰说道。

　　霍兰夫妇居住在他们1957年修建的靠近84号大街和太平洋大街的一所只有一层的房子里。房子半隐在绿树之中，对于拥有巨额财富的夫妇来说，这是一所很普通的房子。

　　尽管霍兰夫妇不愿透露他们所拥有的资产数目，霍兰慈善基金会的纳税申报单可以让我们对此有所了解。在去年年底基金会就拥有资产2610万美元，其中包括价值2210万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

　　1997年，霍兰慈善基金会捐出了812 700美元，其中包括捐给奥马哈歌剧院的602700美元和高质量生活公司10万美元，这是一家专门为脑部受到伤害或身体严重残疾的人提供护理的机构。

　　今年年初，他们为“救救我们所有的孩子”，一个为所有危险中的年轻人提供辅导教师的活动捐赠了250万美元。

　　和巴菲特一起进行的长期投资，使他们拥有远远超过他们生活所需的金钱，理查德·霍兰说。这样他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是把一部分钱捐赠给慈善机构，还是在他们去世后拿出一半多的金钱缴纳房地产遗产税。

　　“如果你没有慈善意识，你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最终你不得不把这些钱留给子女，让他们拿出60%的钱去缴纳房地产遗产税，”霍兰这样说道。

　　他说，他们计划把一部分钱留给他们的三个孩子，把大部分钱用于慈善事业。他们想把钱用于中部地区有利于儿童、教育及艺术的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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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早期合作者们II--巴菲特的真实故事(31)

　　◆查尔斯·彼得森——拥有1956年巴菲特在奥马哈的第一家合伙公司最初的投资者之一的声望。

　　他非常骄傲地把巴菲特合伙公司最初经营协议张贴在拜伦里德公司，他自己办公室的墙上。彼得森是奥马哈公司的总裁和拥有者，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和职工的重新安置。


　　一张贴在墙上的文件显示他在巴菲特合伙公司中投入了5000美元，这是巴菲特所能接受的最低投资数目。

　　“5000美元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彼得森说，他是巴菲特在195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的同学。

　　其他的早期投资者是彼得森的母亲，伊丽莎白；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伍德；巴菲特的姐夫杜鲁门·伍德；莫耐恩；巴菲特的岳父，威廉·汤普森；巴菲特的姑姑，爱丽斯·巴菲特。奥马哈的这伙人共投资105000美元。

　　彼得森曾见过巴菲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所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才能。

　　他说，到9月底巴菲特已经阅读了和课程相关的所有的教科书，从头到尾，一页一页，阅读得非常仔细。“然后他把书本丢到一边直到学期末，一个字没看，但所有的课程依旧得A，”彼得森这样说。

　　几年后在奥马哈，彼得森和他原来的大学同学共进午餐。他问巴菲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就合同法的某一个条款是怎么说的。

　　“巴菲特说，‘喔，在221页，第三段，’接着他开始背诵那本书。”彼得森核对了一下教科书，发现巴菲特所记的是一字不差，“那气势有些咄咄逼人。”彼得森说。

　　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现在彼得森是一个71岁高龄却精力充沛的老人，他说，这些年来，他一直不断地购买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但是，他不愿透露所拥有的伯克希尔股票的股票数量。

　　到1969年，道格拉斯县的纪录显示，彼得森在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投资共达到了662000美元。他办公室墙上另一个装在框架里的文件显示，他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共4228股，在1970年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时以每股42美元价格全部卖给了巴菲特。

　　“非常精明，对不对？”他说。按照星期五每股69710美元的收盘价格，他所卖出的伯克希尔股票价格高达2.95亿美元。

　　彼得森说几年之后，他又投资于伯克希尔公司并不断地购进股票。他说这些年来和巴菲特一起投资使他平均每年的收益率在32%左右。

　　和巴菲特一起投资使得彼得森和他的妻子马乔里养成了开飞机的爱好，并一起周游全世界。马乔里于1996年去世。

　　彼得森对任何一个考虑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人都这样建议说：“尝试一下，因为你不做你就永远不会成功。”

　　◆奥尔森夫妇—利兰·奥尔森是一位退休的产科医师，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在奥马哈大学选修过巴菲特的投资课程。巴菲特的授课给奥尔森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两次选修这门课，第二次他带着他的妻子桃乐茜一起听课。

　　“除非你每天都在研究投资的基础理论，否则你不会精明到自己去做投资的地步，”奥尔森说道。“所以，你不得不找某个人来帮助你。”

　　对于奥尔森夫妇来说，那个人就是巴菲特。他们投资于巴菲特和其他12个医师一起创建的合伙公司。

　　巴菲特和他的妻子苏珊在他们家里为所有的合伙人举办一年一度的宴会。这也是合伙人一年中惟一的一次听巴菲特讲如何用他们的钱进行投资的机会。为了最低限度地减少注意力的分散，他不允许合伙人提问有关本年度投资的一些问题。

　　“整个宴会进行得不错，接下来，吃过晚饭，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在这里我们可以提问任何问题，”奥尔森说。“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场合。”

　　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疗中心，奥尔森的才华使他成立了奥尔森妇女健康研究中心。这个机构就妇女的健康问题开展一些研究和教育活动。

　　尽管他们仍然居住在45年前买的一所旧房子里，但奥尔森夫妇已经周游了全世界，并在密苏里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欧扎克斯湖区有多处住宅。

　　他行医的收入(他现在已经退休)和其他一些成功的投资，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出售他们拥有的伯克希尔公司的大部分的股票。

　　“这使得我们能够拿出相当数目的一笔钱用于慈善事业。”他说。

　　◆沃伦·巴菲特——和他众多的合伙人一样，尽管腰缠万贯，巴菲特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开着一辆1991年产的林肯轿车，依旧住在他在1958年以31500美元买下的、一所靠近55号大街和发楠姆大街的老房子里。现在这所房子价值419700美元。

　　巴菲特基金会的纳税申报单列出了截止到1997年6月30日前12个月内，近1 000万美元的慈善捐款。这些慈善捐款包括奖给奥马哈公立学校15位获得爱丽斯·巴菲特优秀教师奖的教师，每人1万美元的奖金，这个奖项是为了纪念他故去的姑姑而设立的。另外捐给奥马哈男孩、女孩俱乐部37万美元。

　　就像多年来一直做的那样，巴菲特基金会赠给致力于人口控制的人们无数的礼物。捐款对象包括许多当地，及奥马哈市和林肯市那些即将为人父母的人们。

　　巴菲特说过等他和妻子去世后，他大部分的财富将属于巴菲特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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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试图垄断邮票市场--巴菲特的真实故事(32)

　　汤姆·柯南伯是曾从师于本·格雷厄姆的投资者之一，曾在韦迪布朗柯南伯经纪商行任职。他回忆说，在1954年，他和巴菲特曾经怎样试图垄断蓝鹰4美分航空邮件的邮票市场，他们认为这种邮票有可能成为收藏品。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本·格雷厄姆将要在威斯康星州伯洛伊特大学举行的证券分析师会议上发表讲话。“沃伦从奥马哈打电话给我说，‘咱们去参加证券分析师会议吧！’我  
问他我们怎样去伯洛伊特市。他说，‘很容易呀。你来奥马哈，咱们一起开车去。沿途我们会欣赏到大片大片的棉田。’”

　　“我们乘坐他的车来伯洛伊特。我们开了整整一天的车。一路上，我们谈论着邮票生意。我说我一直阅读丽恩邮票新闻报上有关4美分的蓝鹰邮票的报道，据报道这种邮票正被5美分的红鹰邮票所取代。”

　　柯南伯不断告诉巴菲特有关邮票的报道，在他们驾车回奥马哈的路上，他们沿途停在不同的邮局购买邮票。“我们在一家邮局停下来，发现有23种邮票。沃伦说，‘咱们去买些邮票吧。’”

　　“最大的一笔买卖是在丹佛做的，”柯南伯说，通过邮购他们俩在那里购买了20万张邮票。巴菲特和柯南伯写信给一些大的邮局，询问是否还有没有售出的任何一种邮票。总共他们找到了40万张邮票。“我们把邮票一张一张的分开，然后收藏了很多年。但是，由于使用了廉价的胶水，我在长岛的几张邮票都粘在了一起。而在奥马哈的那些邮票就没有发生粘连这种情况。”

　　随着数月的流逝，柯南伯和巴菲特没有为他们的邮票找到更大的需求市场。“沃伦关注金钱的时间价值，尽量做到不赢不亏，得失相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买主，那个人以90%的票面价值买走了很多邮票。我留了几张购票仅仅作为纪念。”

　　柯南伯说，他发现了其中一些邮票还有其他一些用途。“当我在韦迪布朗公司工作时，我经常送给沃伦一套粉色的邮票，这样他就能核对报纸上没有的股票报价。”

　　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化学系的一名毕业生，柯南伯比巴菲特整整大10岁，他说，他可能是投资伯克希尔公司时间最长的股东。当戴姆批斯特制造厂(巴菲特拥有的一家旋转玩具公司)清算时，我就拥有那个公司的股票。我收到的伯克希尔股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其成本价格是每股5美元—10美元不等。我拥有的股票也从未卖过一股，还为我的家人买过一些股票，他们对此好像很高兴……我不知道有哪家公司会比这家公司更好。”

　　柯南伯在纽约市、佛罗里达州的维罗比奇市都有房子，巴菲特开玩笑说，他有位很喜欢维罗比奇市的朋友，“现在他拥有了海滩。”。这个朋友就是柯南伯。

　　当他们俩想垄断邮票市场时，尽管柯南伯只有三十几岁，而巴菲特也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柯南伯说，“确实他的意识比任何一个人的都超前。他的领会能力和专心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时他还百分之百的诚实、正直。即使是一件只有10美分的事情，他也会报告。他希望什么事情都协调有序。”

　　纽约市著名的价值投资者沃尔特·斯克勒斯，早在巴菲特住在哥伦比亚时就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并和他一起从师于本·格雷厄姆，他回忆说：“我在1945年年底离开了部队信号队……在1960年，我非常想念我的朋友们，就决定给他们每人写一封信。大约有140人。柯南伯看到我写了这么多的信，就说他有很多邮票，”斯克勒斯回忆道。近来斯克勒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他一起在伊朗服役的第833信号队的大多数战友，也就是他在1960年写信的那些朋友，现在都故去了。

　　斯克勒斯把邮票贴在信封上，然后把信投寄出去。不久“我接到了邮局女局长的一个电话，她问信封上贴航空邮件邮票的人是否是我。”斯克勒斯说那个人就是他。邮局女局长说，他的那些信投寄不出去，因为航空邮件邮票只能贴在明信片上，所以说，他不能用它们来寄信。

　　最后，邮局女局长说如果斯克勒斯能来邮局一趟，并在每一个信封上都写上“非航空信”的话，他可以把这些信寄出去。“我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就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一张4美分的明信片现在已经卖到20美分并且价格可能还要上涨。4美分的明信片要比现在卖到32美分的普通邮票要好得多，”斯克勒斯说。他现在和儿子埃德温一起经营他自己的公司。斯克勒斯说，当时他就知道巴菲特决非一般人物。“我能够看得出来他非常出色，将来肯定会成功的，但是，我却从未想到他会有如此大的成就。他做事情非常专注，他的心里总是在筹划着未来……他一直就像是一颗流星那样光彩耀眼。

　　“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像他那样……保持持续增长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可能巴菲特将把伯克希尔公司和加拿大合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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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48美分的邮票--巴菲特的真实故事(33)

　　巴菲特谈到以严格的成本控制而闻名的斯克勒斯时说，“我认为，他的运作方法对我们大家来讲应是一个教训。事实上，他经营一家事务所已经有一年了，伯克希尔公司以什么样的成本开始经营才会立于不败之地呢？”

　　投资48美分的蓝鹰邮票是否值得？根据汤姆·柯南伯在40多年之后的一封信中所发表的观点，答案是否定的。


　　亲爱的大卫·莱布：

　　沃伦给我寄来了你关于48美分的蓝鹰航空邮件邮票的来信复印件。最近，邮票的更新是最有趣的一件事。

　　如果有人喜欢负回报率的话，加上40年的时间，这是很难挤垮的一项投资。

　　这些邮票我们保存了很多年，然后四处寻找买主。沃伦找到了一个专门经营“控制邮件”的生意人。控制邮票的经销商是指大批量的购买大量邮票的人。他将撤走在印有顺序号的版号四方连邮票，把其余的用做邮资。他对即将注销的邮票退还给经销商的收信人有一定的控制权。他的利润包括(1)在购买时按最初的折扣购买(2)版号四方连邮票的保险费(3)销售恢复使用的注销邮票。

　　就像你所看到的那样，此信所谈非常坦诚，我手上还剩有几张48美分的邮票。

　　你真诚的朋友汤姆·柯南伯

　　巴菲特在2001年12月17日给柯南伯写了下面这封回信：

　　亲爱的汤姆：

　　几个星期前，我刚刚见到了那个人，在一次慈善活动中他力求和我共进午餐。这个人原来是个有名的硬币经销商，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也做过邮票生意。很自然，我告诉了他有关48美分的故事。下面这封信和信封是我今天收到的。

　　这是达拉斯市的遗产钱币拍卖的共同拥有者詹姆斯·哈坡瑞写信给巴菲特的。

　　首先，我必须承认，你在感谢我们对格莱德教堂的慷慨行为中所表露出来的讽刺不会对我不起任何作用。很明显，你是真正慷慨的人(见下面的分析*)。事实上，假如你比我长寿的话，在相同的条件下我将非常高兴与你共进午餐，在我有生之年每年都能有此殊荣。非常感谢你的慷慨，不论是对格莱德教堂，对斯科特，还是对我。

　　同时我也高兴地得知，我们拥有收藏家的遗传基因。就向您所要求的那样，你的名字将永远记录在遗产协会免费赠送的邮寄名单上，直到你告诉我们，你不再需要我们为你寄送目录册为止。我计划下星期给你写封信，并征求你对午餐时所见到的一些收藏品的意见和问题，主要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所做的一种思考和通信，同时，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你可能对我个人的意见很感兴趣。

　　再次表示感谢。谨此致候詹姆斯·哈坡瑞

　　看待这个问题有无数种方式，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很保守，假如你的经营活动能使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仅仅增长2%的话，那么，你每年的投资回收率，如果除睡眠以外的每一分钟都计算在内的话，与我们微不足道的2万美元相比，和我们一起度过的90分钟相当于155000美元。斯科特·迪尔森

　　哈坡瑞的家人拥有伯克希尔公司50股A型股票，他说，他和他生意上的朋友，也是收藏家的斯科特·迪尔森于2001年12月7日在奥马哈乡村俱乐部和巴菲特一起共进午餐。

　　“他(巴菲特)，就像一个专门从事邮票生意的人一样，在邮票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他了解有关发行、经销商及邮票等各方面的事情。对每一条信息他都记的非常清楚，从未出现过张冠李戴的现象。”

　　“可能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午餐时他告诉我，他每天工作只占用他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其余时间他可以自由安排。我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讲，好像是一个小时的工作要用两个小时来做似的！”哈坡瑞这样说道。

　　1952年出生于波士顿的哈坡瑞在进入哈佛大学前，在数学学术能力测验中取得了理想的800分的优异成绩，但是，为了追求他的全职钱币学事业，他很快就离开了哈佛大学。哈坡瑞后来就古币收集信息写信给巴菲特，巴菲特回信说：

　　亲爱的吉姆：

　　我在加利福尼亚呆了几个星期，否则会早一点赶回去和你会面。为了能完成世界上最大的旧48美分的整版股票的收集，我一定会要你不断写信告诉我。尽管我不能在40多年后垄断邮票市场，可能我会尽力做到一鸣惊人，取得极大的成功。

　　从你的来信中我可以看出，你具有非同寻常的感觉和敏锐的洞察力，这使我受益非浅。在我小时候，我认为已经赚到了很多钱，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邮票收藏家，并为此花费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像其他一些比如说买进一个专业体育队，建立我自己的高尔夫球场等雄心壮志，我的兴趣越来越浓，热情也越来越高。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干任何一项新的活动，但是，如果我认为自己拿定了主意，我认为我可能会更喜欢古币收集。无论如何，你在这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我，对此我深表感激。

　　我期望在年度会议上能见到你，如果你能去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以便能邀请你在年度会议后的星期六和我外地的朋友一起用餐。

　　你真诚的朋友沃伦·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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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俭朴的巴菲特--巴菲特的真实故事(34)

　　巴菲特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有着令人感到愉快的外貌并且身体相当健壮，他通常戴着一副大大的玳瑁眼镜。这副眼镜，据《纽约时报》报道，是“玛格丽特·撒切尔送给他的。”巴菲特身高5英尺11英寸，中等身材，体重175磅。但是，偶尔他会发胖到300磅重。在1998年，伯克希尔公司年度会议开始前，我和他在博希姆公司的办公室进行简短的交谈时，我  
向他表示祝贺，祝贺他体重由190磅减到了175磅。他说：“我的目标是减到比你的书还轻！”他还告诉我妻子说，他发现实际上大约只有60%的股东出席这次会议。我妻子，模仿着他的语气，非常镇定自若地说：“62.138……”

　　他的肤色有点苍白，双手像奶油一样柔软，巴菲特很容易被看成是职员、会计师、银行家，或是美国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一个很普通的员工。巴菲特曾在一个美国广播公司的肥皂剧“亲爱的”中扮演一个酒吧间男招待，这是个没有一句台词的小配角。

　　在1991年，巴菲特和他的朋友，资本城公司主席托马斯·墨菲，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肥皂剧“我所有的孩子”中有四分钟的表演。在剧中，由苏珊·鲁西扮演的荡妇埃里卡·凯恩苦苦哀求他们，因为她认为她要两次嫁给蒙哥马利。许多人认为女演员苏珊·鲁西早在1999年获得艾美奖之前就应获得该奖。鲁西就她化妆品公司的一些问题征求过一些金融家们的意见。巴菲特的建议是：“大众化。”

　　凯特女士以热情地拥抱对巴菲特和墨菲表示感谢，巴菲特说，“墨菲，埃里卡·凯恩赋予了‘接管’这个词以全新的含义。”

　　后来，巴菲特在谈论他在影剧业短暂的表演生涯时说，“如果我们反对另外两家广播网的电视信号测试图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得很好。”接着，他还给电视剧制片人送去鲜花和一张便条，说他想和制片人重新协商一下他的合同问题。

　　1993年，他在“我所有的孩子”中担任角色。资本城公司的发言人说，巴菲特改变了原来的台词，当他往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有什么消息时，他的台词应是“嗨，有什么消息吗”，他却用了他助手的真实姓名，黛比·博桑基特。

　　在剧中一个名叫奥珀尔·科尔特兰的无耻女人对巴菲特纠缠不清，她想让巴菲特赞助她丈夫的公司。巴菲特接到美国广播公司总部打来的电话时说，“黛比，哪儿也不要去，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他从桌子上探过身来，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很镇定地问，“是天命如此，还是别的什么？”巴菲特想摆脱掉她，首先问候她是否忘记吃药，最后告诉她说，“资本城公司不是一个贷款机构。”

　　在1992年的伯克希尔公司股东年会上，巴菲特说，根据协会准则，他1991年的演出应付给他300美元，并给予10美元的演出服补助，他补充说10美元的补助是合适的。

　　在伯克希尔公司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巴菲特、墨菲和苏珊·鲁西的一幅小照片，旁边还有他收到薪水的文件证明。

　　他给一位来访者看他得到的10美元的演出服补助费时，巴菲特曾说过，“我女儿认为这和我花在行头上的钱大致相同。”

　　伯克希尔公司的副总裁查尔斯·芒格曾说过，“巴菲特的裁缝技术必然会给整个商业界带来很多的娱乐和消遣。”“他看起来像是一位大学里的老教授，”奥马哈股东克历夫·海斯说，他多年来一直在做一些股票交易，包括购买《华盛顿邮报》公司和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份，这些股票交易使得巴菲特成为一个著名的亿万富翁。“他总是不修边幅。”“他看起来像一位盛装打扮的农民，”另外一个观察者说。

　　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他和其他三个人一起走进来的话，我不会认出他来的，除非他头上有五彩的光环。”他衣着很随便，他的领带总是很短，领带的下端通常在腰带上面几英寸的地方。他的鞋子有时都磨损得很厉害了。外套和领带很难做到搭配合适。如果他穿西服，西服的样式也是非常的保守——欧洲人的裁剪方式，谢天谢地，尽管他的家庭也曾给他买过几套西服以改善其外在形象。

　　有时在周末，他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海军兰T恤衫，上面还写有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标识语。

　　他的头发不是用电吹风吹干的，也不会用梳子去认真地梳理每一根头发，他的头发看上去好像是早晨一觉醒来，刚刚从床上爬起来时的样子。

　　巴菲特是第一个对自己的外表自嘲的人，一次在电话会议上他告诉所罗门公司的客户说，他们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但不能看到他的容貌。

　　巴菲特对服装的观点和他在大多数事情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对于任何物质的东西，我都不是很感兴趣，”他曾经说道。

　　但是，尽管他在物质方面没有什么欲望，但他的个性确是热烈激昂的，使得约翰尼·卡森好像是患有紧张性精神病的人。许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对巴菲特那非同寻常的、精明开朗的个性进行了描述：“他拥有非凡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就好像照相机一样准确”……“过去常常阅读各种百科全书”……“他的大脑就好像是一本百科辞典，浓缩了多科知识的精华”……“他阅读速度很快，简直就是一目十行”……“在证券分析方面无人能比。”

　　他的个性方面肯定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果你让别人举出一些批评巴菲特的话，人们通常会这样说：“他需要别人帮助才能打开收音机”……“几乎不能一个人发动汽车”……“如果他的家里买了一件新家具，或是铺上了一块新地毯，他从来不会留意到的”……“我认为他不知道如何使用传真机。”巴菲特承认此事：“在打开传真开关方面我确实有点小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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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真实故事--生活极其俭朴的巴菲特(35)

　　巴菲特看起来非常像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皱皱巴巴的衣服，高声说笑中夹带着中西部的口音。有一次他去外地，巴菲特夫人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据说当他回到家里，巴菲特一点也没有留意到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


　　他一开口，人们就立即停止一切动作，怀着敬畏的心情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因为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他都能用简洁的语言，非常清晰、透彻地解说明白。他是超级交流者，他的语言交际能力和文采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话见闻广博，获益匪浅，充满智慧且诙谐幽默。他的谈话绝不是关于晚餐吃什么的喋喋不休的谈论。

　　和别人交谈时，巴菲特把别人看成是和他一样高智商的人。至少他使人们相信，在那个特定时刻，他们是在和巴菲特一起推理论证。人们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感觉是因为巴菲特发音清楚，思路清晰明白，大多数的人都能听理解巴菲特在说什么——即使是他的谈话中涉及一些复杂的商业概念。

　　1986年的一天，巴菲特出现在奥马哈的红狮饭店，接受《渠道》杂志的采访。《西海岸》的主编帕特丽夏·鲍尔报道说，巴菲特穿着卡其布的裤子、夹克，系着一条领带。“我专门为此打扮了一番的，”他有点羞怯地笑着说。

　　虽然有报道说，他穿过一套价值1500美元的意大利西装，这是真的，但是只有在极少见的场合下他才会穿的。

　　就像他的女儿苏珊说的那样，“有一天，妈妈去商场，说‘咱们给他买一套新西服吧……他穿了30年的那套衣服我们都看烦了。

　　“所以，我们就给他买了一件驼绒的运动夹克，一件蓝色的运动夹克，仅仅是为了让他有两件新衣服。但是，他让我把衣服退掉。他说，‘我有一件驼绒的运动夹克和一件蓝色运动夹克了’他说话的语气非常严肃，我不得不把衣服退掉。

　　“最后，我拿起一套衣服就出去了，他不知道。我甚至连衣服上面的价格标签都没看一眼。我在寻找一些穿着舒适且看起来样式有些保守的衣服。如果衣服的样式不是极端的保守，他是不会穿的。

　　“他试穿了一下，感觉很舒服。他对衣服上的价格标签都没有看一眼。衣服的样式令人厌烦的保守，但是，他却一下子就买了好几件。”

　　苏珊补充说，“他不把衣服穿到非常破旧是不肯换的。”

　　当然，实际上，没有人会在意，巴菲特工作时是穿着男士无尾正式晚礼服还是游泳衣。

　　偶尔，巴菲特也会买一套西服，衣服的某些地方介于成衣和专门订制的衣服之间，因为他的衣服需要稍微地改动一下。

　　一位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说，有一次，他和为巴菲特做衣服的一位裁缝聊起来，曾经问他为什么巴菲特的西服穿起来总是显得有些不合身。这位奥马哈的裁缝回答说，“他是世界上最不好为他量体裁衣的人。主要是因为他臀部不够丰满。”

　　他的低预算风格是尽人皆知的。《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曾经这样说起他的商业老师：

　　“他这个人非常的节俭。有一次，我们在一家机场，我向他借一角硬币打个电话。他为把25美分的硬币换成零钱走出了好远。‘沃伦’我大声叫道，‘25美分的硬币也行呀，’他有点羞怯地把钱递给了我。”

　　格雷厄姆夫人还回忆起了另一件事：

　　“我正坐在弗吉尼亚的家里，读着本·格雷厄姆为初学者写的书，还有一篇由迈瑞尔、林奇、皮尔斯、芬纳尔或史密斯的人写的一篇《怎样阅读一篇财务报告》的文章。有人告诉我说，我要尽快地读完本·格雷厄姆的书，因为沃伦不愿意由于把书借出奥马哈公共图书馆的时间太长而缴纳一笔数额很小的罚金。”

　　一张坦率的、表情严肃的圆脸上，一绺头发蓬乱地贴在额前，一头浓密的头发，难以梳理平整，零乱的好像要飞起来似的，这张脸就好像在告诉人们说，“我来自于美国西部，”脸上经常带有一种急切的，探询的表情。他的脸有点椭圆形，上面镶嵌着一双淡褐色的眼睛，看东西时需要戴上厚厚的远近两用眼镜，眼镜腿儿挂在耳朵上，他的这个样子使人联想起林顿·詹森·约翰逊。

　　他走路的样子像是在大步慢跑(是的，甚至有点像大猩猩)。在他急于赶往某处的时候，他的步子好像是超出了正常步幅的限度，看起来有点笨拙不雅，就好像用小于正常步幅的一小步就能从房间里走出去。

　　他的前额高于他浓黑的、充满野性的眉毛。他的嘴巴很大，嘴边的皱纹很深，很容易露出顽皮的微笑。他的脸通常是活泼的、愉快的，但是，在打桥牌时，因为要全神贯注地思考，他整个脸庞会变得非常的严肃。

　　他拥有敏锐的反应，朴素的智慧，快乐的性格，亲切的态度；他身上集中了本尼·杰克(美国喜剧演员，以迟钝的喜剧口才而著称)和威尔·罗杰斯的特征，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话速度快，且思路清晰，带有中西部的鼻音，话语之中带有知识分子的坦诚。

　　他一生精力充沛，坚定果断、热情风趣。

　　“他不是引人侧目的英俊，也不是格外的魅力超凡；恰恰相反，大多数的时候，他都非常的不修边幅，”《货币》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诺柯亚写道。但是，一般地来讲，天才的出现是不受环境限制的。

　　诺柯亚补充道：“巴菲特有别于其他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对于那些试图在巴菲特身上找到可仿拟的投资风格的人们来讲，几乎是不被接受或承认的。在数字方面他是一位天才。‘会计学，’他喜欢这样说，‘是商业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他自己的才能是别人无法超越的，数字这种语言也带给了他巨大的竞争优势。通常，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快速扫一眼资产负债表，以便了解他是否有兴趣收购一家公司——因为他在数字中能发现我们其他人所发现不了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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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真实故事--和蔼可亲淳朴的巴菲特(36)

　　他羞涩的、自谦的态度是诚恳的，他待人接物是坦率、正直的。通常他的这种行为举止被描述为和蔼可亲、淳朴的、朴素的。

　　一次，皮特·基威特父子公司的一位飞行员，过去为伯克希尔公司服务过，打电话到巴菲特的办公室，询问巴菲特是否需要全国各地的午餐预定服务。当时巴菲特的行政助理格拉迪斯·凯瑟说不必麻烦，巴菲特不会需要这些。


　　巴菲特经常吃些爆米花、薯条和樱桃可乐作为午餐。他在观看球类运动时，不时地会从克拉克·杰克爆米花的盒子里抓出一把爆米花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菜单不会给医生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医生们声称，他的身体非常健康。早晨，人们经常看见他在步行车上进行锻炼，现在他对那些垃圾食品也多少有些收敛，但是，对食盐的摄取量却仍然不加以限制。对他来讲，油炸玉米饼是他的主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星期天，巴菲特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来付一笔数额很小的账单。

　　“他穿着很邋遢，只要了一杯麦芽酒和一袋薯条或别的什么，我意识到他可能身上没有带足够的钱来付账，”维吉尼亚·李·普拉蒂回忆说，她是奥马哈一位退休的老师，是巴菲特母亲的老朋友，她们经常一起打桥牌。

　　“我说，‘沃伦，我能帮你吗？’他回答说，‘这太不好意思了。’”

　　他在鼓德瑞奇饭店吃的这顿饭共花了3.49美元，但是，他却无法付账，他说，因为他把数额小的钞票都给了他的孩子们，身上只剩下了一张面值100美元的钞票，而这家小饭馆又没有足够的零钱找给他。普拉蒂走进去替他付了账。

　　“第二天他寄来了一张支票，还附了一封信，说，既然他已申请了贷款，可否把信用贷款的最高限额定到5美元，”她说。

　　她觉得能拥有一张巴菲特亲笔签字的支票，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所以，她没有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并写信给巴菲特说，他应该核对一下账簿，因为账单的数额太小，他可能不会记录在册的。

　　“在我们下一次打桥牌时，他母亲带给我3.5美元的现金。”普拉蒂说。

　　巴菲特对支付账单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当他作为接受者时，他同样希望别人能一分不少地把钱支付给他，甚至到了利用打折的商家优待券的程度。

　　一次，巴菲特正在法国一家小餐馆里用餐。在吃饭前，巴菲特向服务员克里斯·尼斯出示了一张可以优惠3.95美元的商家优待券。尼斯回忆说，巴菲特告诉他说：“我希望这能从你们的账单上体现出来。”

　　当侍者把账单拿给他时，他核查了一下账单，发现确实优惠了3.95美元。他一直开玩笑说起这件事。但是他的神情一半是在开玩笑，一半是一本正经。

　　使用商家优待券，对于奥马哈这位投资奇才来说，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在1990年，当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巴菲特出现在野马饭店，这是奥马哈中心一家专卖汉堡的免下车餐馆。他出示了一张商家优待券，说：“这(股票跌价)不会不让我从这里买午餐吧？”

　　巴菲特和经营商业中心的布拉姆金一家人经常在罗斯肉排店用餐，饭店的一位女侍者回忆1993年早期为巴菲特服务的情景。

　　“当账单拿出来时，巴菲特还在用餐，他想要一杯秀兰邓波尔饮料。他说再打印一张账单吧，我按照他说的去做了。饮料是1.5美元，他忘记了支付这笔钱。我不得不为沃伦·巴菲特买了一杯饮料，”她笑着说。

　　一次，一位伯克希尔公司的雇员和巴菲特一起在奥马哈一家餐馆用餐，他说，巴菲特看见墙上一个蟑螂。“我看到了一个国际偶像挥臂重击一只蟑螂的情形。”那个雇员说。

　　出租车司机和餐馆的侍者说，巴菲特所给的小费是足够的，但是算不上出手大方。

　　由于他待人和蔼亲切，向他征求建议的都是些位高权重的人。早在1984年，当格蒂家卷入有关两个公司合并的复杂谈判时，安·格蒂乘飞机飞往奥马哈征求巴菲特的意见。

　　巴菲特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淳朴的办事方法，使人看不出他是一个非常老练的人。偶尔，他真的会系上一条黑色的领带，就像他陪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去参加她70岁的生日聚会时那样。他曾和罗纳德、南希·里根共进晚餐，曾挨着芭芭拉·布什和简·马斯基在宴会上就座。他也曾多次参加比尔·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的小型私人晚宴。

　　但是，他并不是每一次社交活动都参加。在1993年9月，他就谢绝了格雷厄姆夫人在玛莎的葡萄园里请他和前总统克林顿共进晚餐的邀请。

　　但是，他在8月27日来到了玛莎的葡萄园，和克林顿一起打高尔夫球。“我可以给你一条独家新闻，”他告诉《奥马哈世纪先驱者报》的记者说。“总统在头9个球道打出了几个小鸟球，成绩是39。”巴菲特说，他只和总统打了前9杆，克林顿以18赢了微软的比尔·盖茨。“总统的得分是83，”巴菲特说道。“他和我在一起打高尔夫球时，要比和比尔·盖茨在一起时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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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真实故事--与各界名流之间的友谊(37)

　　1998年早期，巴菲特和其他一些商界和政界名流一起出席在白宫的东厅举办的一个正式晚宴。因为前总统要设宴款待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宴会上巴菲特紧挨着克林顿就座，旁边是布莱尔夫人。参加这次宴会的人还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巴里·迪莱尔，杰克·韦尔奇，汤姆·汉科斯，拉尔夫·劳恩，约翰·肯尼迪，蒂娜·布朗，安娜·文特尔，芭芭拉·沃尔特斯和皮特·詹宁斯。


　　2000年3月9日，巴菲特、森·鲍勃·凯瑞和美国光学纤维综合网络的创始人韦纳德·格普塔一起，在奥马哈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参议院举行募捐。巴菲特带领希拉里到博希姆公司为她在纽约的新家购买瓷器和银器。她带着三只购物袋离开了博希姆公司。她开玩笑说，她可能要把带回纽约用来竞选参议院的钱都花掉了。

　　巴菲特曾出现在像莱福德肯尔之类高档的公众聚谈之处。他的身影曾出现在1988年在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卡尔加里市举行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在那里，“我所有的孩子”的创作者艾格尼丝·尼克松，说服巴菲特出演他的第一部肥皂剧。

　　1993年3月16日，巴菲特出现在纽约名人云集的“21俱乐部”，参加根据美国RJR纳比斯科控股集团的接管故事而编写的电视剧“门口的野蛮人”的首映式。

　　在电视剧中扮演RJR公司董事长罗斯·詹森的詹姆士·加纳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此外，参加这一活动的还有劳伦·巴克尔、罗伯特和乔吉特·莫斯巴切尔和卡尔·艾克逊。

　　巴菲特的照片，突然出现在有关玛莎葡萄园的剧作家莉莲·赫尔曼的一本名叫“莉莉”的书里。照片中的巴菲特脚蹬运动鞋，穿着宽松的裤子和高尔夫衬衫，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和莉莲·赫尔曼、芭芭拉·赫西，还有作者威廉·斯蒂伦一起站在码头上。

　　每年夏天，巴菲特都会出现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参加由投资银行家赫伯特·艾伦为东道主的媒体会议，这家豪华舒适的太阳谷旅馆是由阿沃爱尔·哈里曼在1936年建成的。多年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包括格雷尔德·列文，他是提姆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的联合主席，韦厄柯姆国际公司的萨姆纳·瑞德斯通，布洛克巴斯特娱乐公司的韦恩，环球电影公司的汤姆·波洛克，梦幻工厂SKG的杰弗里·卡赞伯格，国家广播公司的罗伯特·赖特，自由媒体的约翰·马隆，QVC公司的巴里·迪勒，以及可口可乐公司、麦当劳公司、高宝真投资公司和摩根公司的一些高级官员。其他与会者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迈克尔·阿姆斯特朗，亚马孙公司的杰夫·伯泽斯，美国在线服务公司提姆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的史蒂夫·科斯，《华盛顿邮报》的唐纳德和凯瑟琳·格雷厄姆，花花公子公司的克莉斯蒂·海伏特，雅虎公司的杰尔·扬，奥普·温弗雷德，前民主主义国家主席罗伯特·施特劳斯。在这个场合中，巴菲特曾和美国英特尔公司的安德鲁·格罗夫以及其他人谈过投资事宜。

　　过去特德·特纳经常参加这个会议，但现在却找不到他的身影，他说“我不想和那些人在一起。”

　　通讯卫星广播公司有线电视台的布莱恩·罗伯茨说，在太阳谷举行的高尔夫比赛后，他收到了巴菲特的来信，在那场比赛中，罗伯茨和巴菲特一起打败了盖茨，并赢了7美元。巴菲特信中写道，他想和罗伯茨组成永久性的高尔夫搭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从盖茨手里赢钱。墨西哥总统文森特·福克斯是原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他在2001年的会议上发言，原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现在是艾伦公司的投资银行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福克斯和巴菲特一同共进早餐，和盖茨一起共进午餐，以便寻求他们在墨西哥更大的投资。

　　不幸的是，《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在参加2001年7月14日的会议时，摔倒在公寓外面混凝土的人行横道上。在进行脑部手术后的7个小时后，人仍处于危险之中。凯瑟琳·格雷厄姆于2001年7月17日去世。

　　在《发展中的工作》这本书中，迪斯尼公司的迈克尔·伊斯纳描述了1994年在爱达荷州太阳谷举行的赫尔伯艾伦会议上的一个场面：

　　“晚餐时，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和巴菲特交谈，与此同时，简和巴菲特的妻子苏珊也在聊天。从沃伦身上几乎看不出一点他是世界巨富之一的迹象。他穿着很随意，言谈举止也很节制，有分寸，他看起来非常自信，对刻意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的做法一点也不感兴趣。有一次，把唱片公司卖给美国环球电影制片公司，从而大大地赚了一笔的大卫·格福恩一走进房间就发现并认出了巴菲特。他大踏步走了过来，并立即跪倒在地，向巴菲特屈膝跪拜。“哦，‘我的上帝’，他说，‘我正匍匐在上帝的脚下。’巴菲特对此好像感到很有趣，但一句话也没说。”

　　1995年9月，他去爱尔兰旅行，并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一起在中国乘火车旅行。就在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发展到“每个书桌上，任何一个家庭使用的电脑都在用微软公司的软件”的光辉时刻，他们还一起出席在瑞士举行的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会。

　　巴菲特、耶西·杰克逊还有森·鲍勃·柯瑞在1999年10月9日为帮助高中学生获取经济方面的基本知识，在奥马哈的双树旅馆组织了一次讨论会。

　　讨论会的名字后来改为“内布拉斯加州教育论坛”，因为本应送给参加原名为“经济论坛”的人的邀请函，由于出了差错送给了一些教体育课的老师。巴菲特对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的建议是：培养自己正直、诚实的品德，保持节俭，不要使你的信用卡出现赤字。

　　巴菲特是紫花苜蓿俱乐部的一名成员。这个俱乐部大约有225名身高体壮的棒球击球员，他们每年都搞一次聚会，一边畅饮苏格兰威士忌酒，一边就贸易方面相互开些玩笑。前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的聚会上，请求俱乐部成员和他一起建造“宪法第22条修正案”，这项法律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那天晚上在场的有巴菲特，以及另外一些要人，像科林·鲍威尔，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雷奎斯特，迪斯尼公司的迈克尔·伊斯纳，美国电影协会的首脑人物杰克·伊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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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真实故事--决不是一个乡巴佬(38)
　
　　巴菲特绝不是一个乡巴佬，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谈论经济、政治、文学或公共关系方面的事情。

　　他参加一些投票活动。《商业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透露许多执行总裁都有一些不  
光彩的投票记录，而声称巴菲特是一名“最高标准的公民”，他认真参加每次联邦、各州，甚至是当地的选举投票，还包括学校董事会的选举活动。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巴菲特支持格尔·乔治而不是布什，因为他赞同格尔在妇女堕胎权和在资助竞选活动改革方面所采取的姿态。

　　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巴菲特写道，控制联邦赤字的一种方法就是要通过一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规定，如果在他任职期间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的话，那么立法者就没有资格参加第二次选举。

　　他是参加1997年7月14日《华尔街日报》广告的19位执行总裁中的一员，执行总裁们一直呼吁停止为政治竞选活动进行软通货捐款。

　　巴菲特对公共政策方面的反应非常敏捷，而在技术方面则不是那么迅速。印地安那州布卢明顿市的利萨吉尔德郝斯，创作了有关巴菲特的一部叫做“奥马哈的圣贤”的纪录片，片中有关巴菲特的这件轶事趣闻，是她从她的朋友，巴菲特的儿子皮特那里听来的。事情好像是这样的，有一次，有人问沃伦有关Y2K的问题，皮特说，“你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他连自己的录像机都不会调整。”

　　有一次，巴菲特告诉盖茨说，向他解释技术上的事情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并说盖茨“和黑猩猩们在一起时他的运气可能会好些。”

　　还有一个笑话说，巴菲特在技术方面的知识是如何少得可怜。巴菲特一连好几个小时和“通往信息世界”的比尔·盖茨交换故事。已故的《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编辑玛格丽特·格林菲尔德，于1991年7月5日，在比尔·盖茨父母的家里举行的野餐上，介绍了几位亿万富翁的朋友。和他们一一见过后，巴菲特就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询问盖茨的意见。盖茨说：“我非常希望有人问我这方面的问题，对此我都有点急不可待了。”

　　他们两个一同观看了内布拉斯加州对华盛顿的美式足球比赛。1993年秋季，他们还在百慕大群岛和其他一些商业领导度过了一个星期，这些商业领导都和“巴菲特团体”有关，他们是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圈，每两年都要聚一次，商讨一些世界事务。巴菲特曾几次参观微软公司，他鼓励盖茨认真地去读一下本·格雷厄姆的作品。

　　巴菲特经常在因特网上和盖茨打桥牌，往往一玩就是一整天。

　　有一次，记者问盖茨：“除微软公司总裁以外，你最喜欢的执行总裁是谁？”

　　亿万富翁比尔回答说：“沃伦·巴菲特。这个人很有头脑，我喜欢有头脑的人。他们不会拘泥于传统的做法。”

　　称自己和盖茨为“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的巴菲特，对1992年12月29日《财富》新闻报道中盖茨对他的恭维回应道：“我没有资格去判断他的技术能力，但是我认为他的商业头脑是非同一般的。如果比尔经营的是一个卖热狗的摊位的话，他也会成为世界热狗之王的。他不论是干哪一行都会成功的。如果他做投资的话，他将会非常出类拔萃，但是，他那一行我却干不来。”

　　巴菲特告诉《福布斯》杂志的记者说：“比尔·盖茨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精明的一个。但是，我搞不懂这些小东西(电脑)是干什么的。”

　　巴菲特在1995年的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会议上说，“在我去他那儿取报告的当天，我个人(不是为伯克希尔公司)就购买了100股微软公司的股票。”但是，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伯克希尔公司和微软公司将会有生意上的来往。巴菲特说他对电脑业一窍不通。“当我从电脑旁边走过时，总是担心它会咬我一口，但是，一旦把电脑打开了，事情就容易多了。在电脑上我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打桥牌。”但是，均为世界巨富的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对媒体都怀有强烈的兴趣。

　　巴菲特告诉特德·克派尔说：“他花了9个小时的时间，向我解释微软公司的情况，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更耐心的老师了。也找不到比我更笨的学生了。但是，他的话我还是听懂了相当一部分，因为他是一个好老师，当我参观完整个微软公司后，我买了100股的股票。这件事情告诉你这样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做很多愚蠢的事情。”

　　盖茨说，他写了一本名为《未来之路》的书，在写这本书时，他把对技术几乎是一窍不通的巴菲特作为自己的听众。

　　以非凡的投资头脑而闻名于世的沃伦·巴菲特，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多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诱导他使用个人电脑，为了让他学着使用电脑，我甚至要对他动武。他对电脑一点都不感兴趣，直到他发现能通过联机服务和全国各地的朋友一起打桥牌时，事情才有了转机。前六个月，他一回到家就开始上网打桥牌，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尽管他一直有意避开技术和技术投资，但是，一旦他尝试着使用计算机，他就会上瘾的。现在，好多个星期了，沃伦使用联机服务的次数比我都多。